朗讀柴可夫斯基傳第柴可夫斯基傳

招收了28名男、女兒童入學。 柴可夫斯基還去聽了最初的幾堂課。 
柴可夫斯基搬入新居後，他在莫斯科音樂學院時期的好友尤爾根松、卡什金、拉羅什等來看望過他。 他們歡聚了一整天，喝酒、談天，很開心。 
在梅達諾沃柴可夫斯基着手修改《鐵匠瓦庫拉》，將歌劇中幾場戲的音樂完全重新寫過，有些地方刪掉，增加了新的唱段，使這部歌劇變得更通俗易懂些。 修改以後的歌劇定名為《女靴》。 
在梅達諾沃居住的最初兩年裡，作曲家還寫了交響詩《曼弗雷德交響曲》和歌劇《女巫》，還有一些鋼琴曲和浪漫曲，像普希金作詞的《夜鶯》這首歌就是這一時期寫成的。 
此時，柴可夫斯基已被推選為俄羅斯音樂協會主席。 他還是莫斯科音樂學院的名譽成員。 他開始更積極地投入莫斯科的社會音樂生活，不再躲避人們，重新恢復了與巴拉基列夫、斯塔索夫的交往，加強了與老朋友的聯繫。 
從1885年起他出席每年音樂學院畢業班的考試，參加討論音樂學院教學大綱和音樂會演出曲目，並參與處理有關組織和行政方面的工作。 這期間他促成了塔涅耶夫繼尼·魯賓斯坦之後擔任莫斯科音樂學院院長職務的任命。 雖然就他的天性，喜歡獨處一隅專心創作，但是他又認為參加這些社會活動，為促進俄國音樂事業的發展而努力也是他的責任。 他曾提議每一次音樂會都從國外邀請一位新的指揮家或知名音樂家、表演藝術家出席，以擴大俄國音樂界與國際音樂界的交流與合作。 
柴可夫斯基與國外許多音樂家有交往，他承擔了聘請他們的任務。 此後，各國音樂家先後到莫斯科演出，如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小提琴家加里爾什、歌唱家費爾斯特洛娃—勞傑列洛娃和弗洛良斯基、德國小提琴家布爾麥斯特、女鋼琴家孟泰爾、法國指揮家科洛納、長笛演奏家培方涅爾、蘇格蘭鋼琴家萊蒙德等人都先後來俄國訪問演出。 俄國樂壇呈現了一片繁榮景象。 
2困惑柴可夫斯基崇尚古老，對歷史有特別的愛好，對18世紀有特殊的感情。 
他喜歡讀有關歷史的雜誌和小說，像《俄羅斯檔案》、《歷史學報》、《俄羅斯考古》這樣的雜誌都是他每期必讀的。 1878年他在給阿納托裡的信中說：「我惋惜過去，寄希望于未來，永遠不滿足於現在，我的生活就是這樣過來的。 」他依戀固有的、習慣了的生活模式。 他痛苦地看待正在發生着的變化，他覺得這些變化不會帶來好的結果。 
柴可夫斯基生活的歷史時期，社會生活中發生過許多變化。 這些變化衝擊着舊有的生活方式。 1861年的改革以前，柴可夫斯基就已對這些變化感到不安。 他不能理解革命民主派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皮薩洛夫等人以及彼得拉舍夫斯基①派 的積極活動。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所發起的反君主運動公開號召推翻沙皇。 
這些人和其他的平民知識分子和進步人士們在政治觀點上各有不同，但他們都不同程度地要求爭取破壞現存的俄國社會制度，這使柴可夫斯基反感，特別是恐怖分子的行動更引起他的憤慨。 柴可夫斯基對先進的知識分子抱有深切的同情，他們反對暴政，反對壓制個性自由，反對橫行專制，這些都是柴可夫斯基所贊成的。 然而柴可夫斯基和梅剋夫人一樣，都擔心激進派的勢力會破壞舊有的生活進程。 柴可夫斯基有時對俄羅斯一些醜陋、落後的現象也曾表示不滿，但這種不滿是出自對祖國的愛，他並不希望根本變革。 
他希望俄國社會生活方式有所改善，但他卻沒有實現這種改進的實際設想。 當梅剋夫人對俄羅斯的現狀提出指責和反對時，柴可夫斯基和她爭辯道：「我堅決不能同意您在信中說的，我們這裡不好、黑暗、腐朽等等。 」「我親愛的，我覺得您對俄國的看法過于陰暗失望了，毫無疑問，我們這裡還是百廢待興的局面，還有許多不對和沒有秩序。 但在哪裡完全好呢？可以說出一個國家嗎？哪怕是在各方面都好的歐洲！」柴可夫斯基是1885年這樣寫的。 
當時他已走過世界許多國家。 西方議會制，西方的先進的經濟成果並沒有使他信服。 
他給梅剋夫人寫信說，在各國都有很多令人不滿之處，到處都有政黨的爭鬥，儘管表面上民主、自由，但實際上存在着互相仇恨，到處都有危機和各種程度的混亂無序。 柴可夫斯基相信偉人的作用，他相信偉人的善心、正義，他 ①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1845—1849年在彼得堡出現的俄國進步知識分子小組。 
相信只要偉人顧全公眾的福利和採取明智的措施，社會就可以進步。 柴可夫斯基有這種觀點是不奇怪的，他出身貴族，受的是特權階層的學校教育，他遠離政治運動，又專心致志地投身于音樂藝術之中。 他和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曾兩次見面談話，亞歷山大三世對他有很好的印象，很重視他。 這都影響到他的政治觀點，使他對「開明君主」抱有希望。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刺的消息他是在意大利聽到的，當時他給梅剋夫人寫信說：「難道這一次還不能將我們政治生活中的毒根拔掉嗎？」他痛恨恐怖主義、暴力和對人的壓迫，他和他的社會生活範疇的人們一樣並不深刻考慮這些對抗行為出現的原因，只看到由此而產生的結果。 
柴可夫斯基也是有民主思想的，他曾給梅剋夫人寫信說：「我覺得沙皇如果能召集來自全國的代表共同商討如何消除這些毫無意義的革命活動的可怕現象就好了。 沒有俄國公民參加管理，就不會有較好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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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