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白話散文集粹第白話散文集粹

《書林新話》(讀書筆記)1954，香港遠東；1987，三聯
《文壇五十年》(回憶錄)1954，香港新文化出版社
《新紅學發微》　1955，創墾
《觀變手記》(散文集)1955，創墾
《文壇五十年續集》(回憶錄)1955，香港世界出版社
《採訪外記》(報告文學集)1955，創墾
《採訪二記》(報告文學集)1955，創墾
《採訪三記》(報告文學集)1955，創墾
《採訪新記》(報告文學集)1956，創墾
《山水.思想·人物》(散文集)1956，香港開源書店
《中國文學概要》　1956，香港世界出版社
《魯迅評傳》1956，香港世界出版社
《採訪本記》(報告文學集)1957，創墾
《蔣畈六十年》(回憶錄)1957，創墾
《人事新語》(散文集)1963，香港益群
《蔣百里評傳》　1963，三育
《小說新語》(讀書筆記)1964，香港南苑書店
《萬里行記》(散文集)1966，三育；1983，福建人民
《浮過了生命海》(散文集)1967，三育
《秦誰感舊錄》(上下冊，長篇小說)1971一1972，三育
《我與我的世界》(傳記)1972，三育；1983，人文
《國學十二講》(原以《聽濤室隨筆》為題，1970年在香港《晶報》連載)1973，三育；增補重版改名為《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 
論復仇
曹聚仁
我們浙江人越和江蘇人吳都有一個愛國祖師，各有一套復仇法寶；吳王夫差叫一個人立在門口，替他喊口號；越王勾踐睡在柴堆裡，還掛一隻苦膽在帳前。 他們兩人大概都是健忘的人，聽了口號，他才想起，睡在柴上，他才想起。 還虧了一套美人計，才把國仇復了。 
現在是用得復仇法寶的時候了，不過叫人立在門口喊口號，似乎不大便當。 臥薪嘗膽，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讀物上雖有過一張榜樣：越王睡在炕床上，用一捆柴放在頸下當枕頭，炕床前掛了一隻橢圓形的膽，他的眼釘在上頭，不知道他是否在看有誰經過他的門口，或是在想象膽的苦味。 但我總以為這個模樣，似乎都不大真確，炕床的起源我雖不曾考證；但拿柴當枕頭，又是放在炕床上，睡起來未嘗不舒服，依舊可以做好夢。 膽也不應當整個放在床前，多掛幾天要爛臭，有害衛生。 
要嘗膽時若怕苦可能整個吞下去，不怕苦可以破開膽皮把苦汁裝在瓶裡，一匙一匙地喝。 可是我並不想修改，因為我不是修正派；也沒有新的提議，若要那麼樣的臥薪嘗膽我也不妨贊成，因為在復仇的愛國者中間，也許有少爺，也許有小姐，這樣比較的便當。 
我只有一個小小的希望：要復仇的人要有相當的記性，不要太容易健忘才好。 
1931年9月29日
談魏晉間文人生活
曹聚仁
從漢靈帝中平元年黃巾亂起到東漢晉恭帝元熙元年晉亡，這二百年間，死個把人，本來不算得什麼一回事的。 漢桓帝時，已經「京師廨捨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 」到了東晉初年，「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 」鄢陵舊五六萬戶，今裁有數百。 ”
這是怎樣一個大修羅場！但史家好像不十分關心這些人的死活，只有幾個女人的死，倒大書特書給後人以很深刻的印象。 文人給當局開刀，自黃祖殺禰正平始，曹操跟着他把那個多嘴的孔融殺掉了，曹丕又殺了許多文人，要不是看同胞手足之情，連曹植也几乎不能免。 其實同胞手足，曹丕也不十分管：任城王就給曹丕弄死的。 三國末年，那幾個大名士，司馬懿殺了兩個─—夏侯玄和何宴，司馬昭也殺了—個─—嵇康，他們的罪狀大致是相同的，不孝。 
可是臧榮緒在《晉書·阮籍傳》上說：「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籍由是不與事，遂酣飲為常。 ……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這倒是真話，我門都知道曹操、曹丕、司馬懿、司馬昭，他們自己也並不是忠臣孝子；以「不孝」殺那些名士，不過是個託詞。 
有人問：曹操、司馬懿，為什麼一定要把文人來開刀呢？我們先找幾件外國的故事來談談：希臘那麼一個標榜自由的民族，為什麼容不得蘇格拉底那個大哲人多活幾年呢？蘇格拉底死的時候，已經71歲，遲早就要死的了；希臘人就有那麼急性非趕緊解決這個人不可。 蘇格拉底原沒有什麼大罪過，只是逢人詰問，引起青年們對於現狀的懷疑，使希臘人不再醉生夢死下去；所以控訴他的那三個人，梅利多斯Meletus等，說他「否認國家所承認的神們，另外倡道新神，使雅典青年腐敗。 」這是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法國大革命時候的人物，我們中國人最熟知的有一位羅蘭夫人；她臨死時候，對著自由神的石像說：「自由呀！自由呀！世人不知借你的美名，犯了多少罪惡！」她的丈夫聽到她被殺的消息，也當天自殺了；身邊留一小紙條，說：「但願通國厭棄這種殘殺無辜的罪惡，回過頭來，發現真正人道罷！」他們夫婦倆都有歡喜教訓別人的脾氣，至死不悟！魏晉間文人，大概也害了這種多嘴的毛病的，什麼事都要說出一番長長短短的道理，甚至有對黃巾去誦《孝經》的；「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誰耐煩聽你的嚕囌呢？我們讀嵇康寫給山巨源的信，就覺得可笑：什麼「七不堪」，什麼「二不可」，無非惹人頭痛，因而送上斷頭台。 
這種毛病，連所謂田園詩人陶淵明都不能免，諸如《雜詩》、《擬古》、《讀山海經》諸篇，字裡行間，都有憤激不平之氣存在着。 更無論其他文人了。 文人不得善終，在某種情形下，也可說是命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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