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社的骨幹楊振聲回憶說:「可能有一些學生正埋頭閲讀《文選》中李善那些字型極小的評註,而窗外另一些學生卻在大聲地朗讀拜倫的詩歌。 在房間的某個角落,一些學生可能會因古典桐城學派的優美散文而不住點頭稱道,而在另一個角落,其他幾個學生則可能正討論娜拉離家後會怎樣生活。 」這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風格在同一個地方交錯重疊的現象,在北大的歷史上、甚至在中國的歷史上都是空前絶後的。 當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學術研究的自由。 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說:「主張學術研究自由,可是並不主張假借學術的名義,作任何違背真理的宣傳,不只是不主張,而且反對。 」他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強調說:「教育事業應當完全交給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政黨或各黨派教會的影響。 」他堅持認為,只有教育從各黨派的紛爭中獨立出來,才能使教育方針保持一貫而不會因政權的交替而屢屢變遷,這樣的教育才可能有實效,學術才可能有發展,學者才可能成為獨立的「知識分子」。 「兼容并包」的前提是自身的獨立,而獨立的支撐點則是人格的完整。 所以,蔡元培特別關注大學教育對人格的培養。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他在北大的就職演說中談到:「諸君為大學生,地位甚高,肩次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 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為人輕辱,更何足以感人。 」大學是精英的聖地,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的人們的一個棲居所在。 當時還是一名普通學生的羅家倫,後來回憶聽到蔡元培先生講話時的感覺說:「那深邃、無畏而又強烈震撼人們心靈深處的聲音驅散了北京上空密佈的烏雲,它不僅賦予了北京大學一個新的靈魂,而且激勵了全國的青年。 」 把人格的培養作為大學教育的最終目的,在當時的中國看起來有些迂闊,但這恰恰是大學的真義所在。 蔡元培多次說:「人言有良社會斯有良大學,吾謂有良大學斯有良社會。 」他把因果關係顛倒過來。 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社會道德的淪喪,是人心的死滅,所以大學有責任去扭轉這種趨向。 培養健全的人格,甚至比第一流的研究成果還要重要。 在蔡元培先生看來,道德教育是國民教育之根本,一個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內容。 他指出:「公民道德為中堅,舊世界觀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軍國民教育及實利主義,則必以道德為根本。 」他呼喚一代新型的知識分子的誕生,這將是具備了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純潔的道德情操、具備了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以及敏鋭的審美能力的一代人,他們就是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 遺憾的是,蔡元培先生的這一教育理想,在他之後成了空谷回音。 蔡元培既是一個理想主義氣質很濃重的人,又是一個實幹家。 他採取了種種措施,讓自己的理念在北大得以貫徹下去。 美國學者魏定熙特別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創辦《北京大學日刊》的意義。 《北京大學日刊》定期報道關於評議會和教職工會議的情況,使校方負責的內部事務公開化,從而取得了學生的信任。 顧頡剛回憶說:「如果學生們的建議有助于學校的進步,而且這些建議又是可行的話,那麼它們將登載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這將是促成校方把這些建議付諸于實施。 這樣,學生與學校之間就不再有距離感,而且,長期以來他們所深惡痛絶的校方的官僚習氣將不復存在。 」這是一個利用輿論的力量進行監督的典型例子。 這樣的做法,對於一般的領導人來說,無疑是自掘墳墓。 而對於蔡元培先生而言,則是「泰山不讓寸土,乃成其大」。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為,真正能夠領會其實質的,罕有人在。 即使是陳獨秀、胡適、沈兼士這些他的親密朋友,也未能全面理解他的大學理念。 他是孤獨的,他的思想與時代相差太遠,時代所給予他施展的餘地只有方寸之大。 他執掌北大期間,北大獲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這只是曇花一現,隨着他的離去,北大很快沉寂下來,正如魯迅先生嘆惜的那樣,二十年代中期以後的北大,「射一支響箭也沒有一點回音」。 這在中國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運。 說蔡先生幸運,是因為他在新舊政權交接的空檔裡出任北大校長,可謂把握了千鈞一髮的時機。 蔡元培先生沒能夠建構起一整套制度平台,僅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撐北大的發展,這同樣是一種「中國特色」。 他憑藉的是自己的聲望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以及南方軍事力量對北洋政府的牽制。 陳平原教授指出,「北伐成功,國民黨統一中國,開始實行『黨化教育』,教育界的情況於是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不只是『教育獨立』的口號被禁止,連大學課程的設置也都必須接受檢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嚴峻的挑戰,自由表達政見的文化空間也岌岌可危。 不識時務的胡適之,繼續『妄談人權』、『批評黨國』,受到了政府的嚴重警告,險些兒被『肉體解決』。 蔡元培名氣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樣無法輓狂瀾于既倒。 」於是,蔡元培的北大成了一個永恆的神話,被一代一代表達人追憶和講述。 第153頁完,請繼續下一頁。喜歡 寫心網 writesprite.com 作品,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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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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