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大陸散文第中國大陸散文

依我看，白居易的意見是正確的，屬於一種積極的力量。 他上書唐憲宗，也是在盡一個大臣的責任，符合唐帝國的利益。 實際上白居易一向就善於發現問題，並敢於提出自己的意見。 關注生活，抨擊時弊，是白居易的一大特色，而且這一點早就反映在他的寫作之中了。 
然而這次呼籲緝拿兇手，卻使他捲入了一場政治之爭。 唐政府的宦官派與官僚派似乎都反對白居易，尤其是官僚派，他們指控白居易關於緝拿兇手的建議，完全超越了一個贊善大夫的職務範圍。 他們還指控白居易違背了做人的道理，根據是，白居易的母親是觀花墮井而死的，可白居易卻還以花以井為題寫詩，顯然是不知道為親者諱，為長者諱，也不懂得什麼是孝。 他們質疑，這樣的人難道能夠承當教育太子的責任嗎‧於是他們就向唐憲宗施加壓力，要求處理白居易。 
唐憲宗過去還是很喜歡自居易的諷喻詩的，覺得他是一個正直的人，遂把白居易從盩厔縣尉提拔為翰林學士。 不過白居易總是干預政治，他也就煩了。 唐政府一班大臣責備白居易有措誤，唐憲宗認為並非沒有道理，遂貶謫白居易到江州去做司馬。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這首詩是白居易在赴江州的船上所寫作的。 當時，他在船上連續寫作了五首詩，淋漓盡致地表達了他的感情和思想。 這首詩顯然是在為自己辯護，他認為，時間終究會證明他沒有錯，貶謫他是冤枉的。 
公元815年，白居易四十四歲，已人到中年了，況且他素來神經衰弱，身體也很單薄。 左遷一事，強烈觸動了白居易的靈魂：他反省人生，意志逐漸變得消沉，之後他儘管翻身，官至刑部尚書，但他卻顯然已經沒有多少政治熱情了，甚至厭惡和畏懼官場。 他之所以不退休，主要是從生活考慮。 在晚年，他一直為唐政府的權力之爭感到緊張。 
他似乎對應付複雜的人際關係感到困難，他很想離開長安。 
十九
柳宗元小劉禹錫與自居易一歲，是早逝，四十六歲就死了。 
千山鳥飛絶，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這首詩寫作於永州。 讀其詩，我可以感到柳宗元心情的清冷和鬱悶，當然也感到了一種傲岸，甚至決絶。 
永貞改革，以王叔文為核心，積極分子有劉禹錫，也有柳宗元。 柳宗元和劉禹錫同樣是擔任監察御史。 改革失敗之後，唐憲宗將劉禹錫貶謫朗州，將柳宗元貶謫永州。 公元819年，唐政府把柳宗元調到柳州做司馬，故柳宗元最終長逝柳州。 
三年之前，我攜妻子在柳州參觀了柳宗元紀念館，在紀念館轉了整整一個下午。 
走出紀念館紅漆剝落的大門，已經是黃昏，我抬起頭，看到周圍全是山，山真是重重疊疊。 我默默地想，這就是詩人曾經工作過和生活過的地方，它離長安也確實是很遙遠了。 但詩人卻沒有頽廢，也沒有裝病而什麼都不幹。 事實是，詩人在柳州做了很多事情。 
永州之野有毒蛇，百姓的生活極其困苦。 為此，他儘力改變以人抵債的陋習，並用自己的錢贖出抵債的孩子，交其父母。 他還反對宰牛祭祖，以讓牲口耕田犁地。 
柳宗元有一個四歲的孩子，他逝世之前，想來想去，覺得可以託付的，惟有韓愈，遂留言韓愈照顧他的孩子。 不幸的是，恰恰是在這一年，韓愈因諫迎佛骨而貶謫為潮州刺史了。 
柳宗元英年早逝，柳州人都非常難過，於是為他建造了紀念館。 我現在依然感覺那是一個幽靜的庭院，在它破損的磚縫之間，到處是青苔。 
二十
柳宗元出生之後六年，元稹和賈島出生。 這一年是公元779年，在這一年，唐德宗下令犁園樂工三百餘人一齊下崗，以減輕唐政府開支，在這一年，李希烈擔任了淮西節度使，從此開始了長達四十年之久的割據統治。 
五年江上損容顏，今日春風到武關。 
兩紙京書臨水讀，小桃花樹滿商山。 
公元810年，元稹左遷江陵擔任士曹參軍，情緒不好，生活不慣，很是憔悴。 五年之後，他才熬到了頭。 這首詩便是元稹在赴長安途中所寫作的，當時，他剛剛收到了朋友李復言和白居易的信，極其欣喜。 
元稹有出色的學識，詩也很有魅力，不但廣傳于歌女與妃嬪之間，而且為太子李恆深深喜歡，李恆公元820年即位，為唐穆宗。 元稹二十五歲進士及第，二十八歲當左拾遺，二十九歲當監察御史。 他顯然是有作為的，並在積極進取，還希望大有作為。 
當時唐政府的權力之爭非常激烈，有宦官派，有官僚派，也有一個進士派。 進士派的主要角色有劉禹錫、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甚至還有長者韓愈。 這些人沒有多少政治背景，皆以自己的實力進入唐政府。 其考慮問題的立場傾向於民間，於是自覺不自覺地就妨礙了宦官派和官僚派的利益。 
這對他們當然是不利的，因為他們很容易使自己處于宦官派與官僚派的夾擊之中。 
公元810年，作為監察御史的元稹，發現河南尹房式有種種違法行為，遂勒令他停職，還扣了他的俸祿，並準備拘留他。 房式屬於官僚派的人，元稹對房式的嚴厲姿態，使官僚派有一種指傷心疼的感覺。 他們憤怒地向唐憲宗反映元稹做得過分了，並強烈要求處理之。 唐憲宗為了維持政治集團之間的均衡，遂下令把元稹從洛陽調回長安，並指示降低其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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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