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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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快死了。夫人已經回去了。醫生們從昨天起就不管他了。他左腿上的傷口已經壞死，醫生們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們說先生的水腫像豬肉皮似的，已經浸潤，這是他們的說法。
他們還說先生腿上的皮和肉像豬膘，已經不可能再做穿刺術。事情是這樣的：上個月先生上床睡覺時碰在一個飾有人像的傢具上，左腿上磕了一個口子，他身上的膿水都流了出來。醫生們看後都驚叫起來，並開始給他做穿刺手術。他們說：咱們順其自然吧。
但先生腿上又出現了膿腫，是盧克斯先生給他做的手術。昨天，醫生把器械取走了。先生的傷口沒有化膿，但顏色發紅、乾巴巴的發燙。醫生們說先生沒有救了，都不再來看他。
我們去找過四、五個醫生，但沒有用，醫生們都說他們已經無能為力。昨天晚上，先生的情況很糟，今天上午九點，他再也說不出話來了。夫人派人請來了神父，神父給先生施了臨終塗油禮。先生示意他明白是怎麼回事。
一小時之後，他握住了他妹妹絮維爾夫人的手。從十一點起，他不斷地喘着粗氣，兩眼再也看不見東西。他不會活過今天晚上的。先生，如果您願意，我去請絮維爾先生，他還沒有睡。
」
①指巴黎人民旨在推翻君主制的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
①弗雷德里克・蘇利埃
1800—1847，法國作家。
②皮埃-讓・大衛
1788—1856，法國雕刻家。
女仆離開了，我等了一會兒。燭光暗淡，微弱的光線照着客廳富麗堂皇的陳設，照着牆上掛的波比斯①和霍勒拜因①的幾幅傑作。在昏暗的燭光中，那尊大理石半身雕像顯得模模糊糊，恰似這個垂死之人的幽靈。房子裡充滿死屍散髮的氣味。
絮維爾先生走進客廳，他說的和女仆說的完全一樣。我要求看看巴爾扎克先生。
我們穿過一條走廊，登上一個鋪着紅地毯的樓梯，樓梯兩旁堆滿花瓶、雕像、畫、上了釉的餐具櫥等藝術品。在穿過另一條走廊後，我看見一扇門敞開着，聽見一個人喘着粗氣，給人以不祥的感覺。
我走進了巴爾扎克的房間。
房間中央放著一張床，床是桃花心木做的，床頭和床腳的橫檔及皮帶構成一種懸掛器械，用以幫助病人活動。巴爾扎克先生躺在床上，頭靠着一大堆枕頭，枕頭上還加上了從房間的長沙發上取下的紅錦緞坐墊。他的臉斜向右側，臉色青紫，鬍子沒有剃，灰白的頭髮剪得很短，兩眼睜着，目光獃滯。我從側面看著他，覺得他很像皇帝。
一個老婦人和一名男仆分別站在床的兩側。床頭柜上和門旁的小衣柜上各點着一支蠟燭，床頭柜上還擺着一隻銀瓶。
男仆和老婦人面帶恐懼，屏聲靜息地聽著臨終之人喘着粗氣。
床頭柜上的蠟燭把壁爐旁掛着的一幅畫照得通亮，畫上的年輕人紅潤的臉龐上泛着微笑。
床上散髮出一股令人無法忍受的氣味。我撩起被子，握住了巴爾扎克的手。他的手上全是汗，我緊緊地 握著，他卻毫無反應。
一個月以前，我曾來到這個房間裡看他。當時他很高興，充滿了希望。他笑指着身上浮腫的地方，相信自己的病會痊癒。
我們談了很多，還爭論了政治問題。他是正統派，他責怪我「蠱惑人心」。他對我說：「你怎麼能那麼泰然自若地放棄法蘭西貴族院議員的頭銜呢？除了國王的稱號之外，那可是最尊貴的頭銜了！」
他還對我說：「我買下了博戎先生的房子，房子不帶花園，但有一個廊台，廊台樓梯上的門對著小教堂，我用鑰匙開了門就可以去望彌撒。花園對我無所謂，我更看重這個廊台。」
那天我離開他時，他一直把我送到廊台的樓梯上。他走路很吃力，指給我看那扇門，還大聲對他夫人說：「別忘了讓雨果好好看看我藏的那些畫。」
老婦人對我說：「他活不到天亮了。」
我走下樓梯，滿腦子都是他那張沒有血色的面孔。穿過客廳時，我又看見了那尊靜止不動的、表情沉着高做的、隱隱約約煥發着容光的半身雕像，我想到了對比鮮明的死亡和不朽。
我回到家裡。這是個星期天，好幾個人正在家裡等我，其中有土耳其代辦勒扎－貝、西班牙詩人納瓦雷特和被流放的意大利伯爵阿里瓦貝納。我對他們說：「先生們，歐洲馬上要失去一位偉人。」
他在夜裡去世了，終年五十一歲。
他于星期三被安葬。
他先是被安放在博戎教堂，他是從廊台樓梯的那扇門被抬出去的。對他
①霍勒拜因，十六世紀德國畫家。
來說，那門的鑰匙比從前的包稅人所有的漂亮的花園更珍貴。
他去世的當天，吉羅①給他畫了像。人們還想做他的面模，但沒有成功，因為屍體腐爛得很快。他死後的第二天上午，到他家來的模塑工人發現他的鼻子塌陷，臉已經變形。人們把他放進一個包鉛的橡木棺材裡。
葬禮在聖－菲力浦－迪－魯爾教堂舉行。我站在他的棺材旁，回想起我的第二個女兒出生後行洗禮時也是在這個教堂，從那時起我再沒有來過。在我的記憶之中，死亡和新生聯繫在一起。
內政部長巴羅士參加了葬禮。在教堂裡的靈柩台前，他坐在我身旁，不時地和我交談幾句。
「他是個傑出人物，」他對我說。
「他是天才，」我對他說。
送葬的隊伍穿過巴黎的街道，向拉雪茲神甫公墓行進。我們從教堂出發和抵達墓地時，天上都掉下幾滴雨點。這是天公好像也在灑淚的一天。
我走在靈柩的右前方，握著柩底的一很銀流蘇，亞歷山大・仲馬①走在靈柩的左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