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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山東、滄州之場九，行山東、河北、大名、河南、南京、歸德諸府路，及許、亳、陳、蔡、潁、宿、泗、曹、睢、鈞、單、壽諸州。莒之場十二，濤洛場行莒州，臨洪場行贛榆縣，獨木場行海州司候司、朐山、東海縣，板浦場行漣水、沐陽縣，信陽場行密州，之五場又與大鹽場通行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場行萊州錄事司及招遠縣，衡村場行既墨、萊陽縣，之二場鈔引及半袋小鈔引，聽本州縣鬻之。寧海州五場皆鬻零鹽，不用引目。黃縣場行黃縣，巨風場行登州司候司、蓬萊縣，福山場行福山縣，是三場又通行旁縣棲霞。寧海州場行司候司、牟平縣，文登場行文登縣。寶坻鹽行中都路，平州副使于馬城縣置局貯錢。解鹽行河東南北路，陝西東、及南京河南府、陝、鄭、唐、鄧、嵩、汝諸州。西京、遼東鹽各行其地。北京宗、錦之末鹽，行本路及臨潢府、肇州、泰州之境，與接壤者亦預焉。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軍私煮鹽及盜官鹽之法，命猛安謀克巡捕。三年十一月，詔以銀牌給益都、濱、滄鹽使司。十一年正月，用西京鹽判宋俁言，更定狗濼鹽場作六品使司，以俁為使，順聖縣令白仲通為副，以是歲入錢為定額。四月，以烏古裡石壘民饑，罷其鹽池稅。十二年十月，詔西北路招討司猛安所轄貧及富人奴婢，皆給食鹽。宰臣言：「去鹽濼遠者，所得不償道里之費。」遂命計口給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
十三年二月，並榷永鹽為寶坻使司，罷平、灤鹽錢。滄州舊廢海阜鹽場，三月，州人李格請復置，詔遣使相視。有司謂：「是場興則損滄鹽之課，且食鹽戶仍舊，而鹽貨歲增，必徒多積而不能售。」遂寢其議。三月，大鹽濼設鹽稅官。復免烏古裡石壘部鹽池之稅。二十一年八月，參知政事梁肅言：「寶坻及傍縣多闕食，可減鹽價增粟價，而以粟易鹽。」上命宰臣議，皆謂：「鹽非多食之物，若減價易粟，恐久而不售，以至虧課。今歲糧以七十餘萬石至通州，比又以恩、獻等六州粟百餘萬石繼至，足以賑之，不煩易也。」遂罷。十二月，罷平州椿配鹽課。二十三年七月，博興縣民李孜收日炙鹽，大理寺具私鹽及刮鹹土二法以上。宰臣謂非私鹽可比，張仲愈獨曰：「私鹽罪重，而犯者猶眾，不可縱也。」上曰：「刮礆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則渤海之人恣刮礆而食，將侵官課矣。」力言不已，上乃以孜同刮礆科罪。後犯則同私鹽法論。
十一月，張邦基言：「寶坻鹽課，若每石收正課百五十斤，慮有風乾折耗。」遂令石加耗鹽二十二斤半，仍先一歲貸支償直，以優灶戶。
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謂丞相烏古論元忠等曰：「會寧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謀克戶甚艱。舊速頻以東食海鹽。蒲與、胡裡改等路食肇州鹽，初定額萬貫，今增至二萬七千。若罷鹽引，添灶戶，庶可易得。」元忠對曰：「已嘗遣使咸平府以東規畫矣。」上曰：「不須待此，宜亟為之。」通又言：「可罷上京酒務，聽民自造以輸稅。」上曰：「先灤州諸地亦嘗令民煮鹽，後以不便罷之，今豈可令民自沽耶？」二十五年十月，上還自上京，謂宰臣曰：「朕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目者， 既以私治罪。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辦，或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為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二十八年，尚書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雖辦官課，然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為私鹽。鹽司苟圖羡增，雖知其誣亦復加刑。宜令別設巡捕官，勿與鹽司關涉，庶革其弊。」五月，創巡捕使，山東、滄、寶坻各二員，解、西京各一員。山東則置於濰州、招遠縣，滄置於深州及寧津縣，寶坻置於易州及永濟縣，解置於澄城縣，西京置於兜答館，秩從六品，直隷省部，各給銀牌，取鹽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 不得於人家搜索，若食鹽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盜販煮則捕之，在三百里內者屬轉運司，外者即隨路府提點所治罪，盜課鹽者亦如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慶宮，諭有司曰：「比因獵，知百姓多有鹽禁獲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灤、太原均辦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議之。」十二月，戶部尚書鄭儼等謂：「若令民計口定課，民既輸幹辦錢，又必別市而食，是重費民財，而徒增煎販者之利也。且今之鹽價，蓋昔日錢幣易得之時所定，今日與向不同，況太平日久，戶口蕃息，食鹽歲課宜有羡增，而反無之，何哉？緣官估高，貧民利私鹽之賤，致虧官課爾。近已減寶坻、山東、滄鹽價斤為三十八文，乞更減去八文，歲不過減一百二十餘萬貫，官價既賤，所售必多，自有羨餘，亦不全失所減之數。況今府庫金銀約折錢萬萬貫有奇，設使鹽課不足，亦足補百有餘年之經用，若量入為出，必無不足之患。乞令平、灤幹辦鹽課亦宜減價，各路巡鹽弓手不得自專巡捕，庶革誣罔之弊。」禮部尚書李晏等曰：「所謂幹辦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絶私煮盜販之弊，莫若每斤減為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己。又巡鹽兵吏往往挾私鹽以誣人，可令與所屬司縣期會，方許巡捕，違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尚書郭邦傑等則謂：「平、灤瀕海及太原鹵地可依舊幹辦，余同儼議。」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則謂：「私煎盜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選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大興府事王翛請每斤減為二十文，罷巡鹽官。左諫議大夫徒單鎰則以幹辦為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減作二十五文，似為得中。巡鹽弓手可減三分之一，鹽官出巡須約所屬同往，不同獲者不坐。可自來歲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寶坻、山東、滄鹽每斤減為三十文，已發鈔引未支者准新價足之，余從所請。
十二月，遂罷西京、解鹽巡捕使。時既詔罷幹辦鹽錢，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勝奴、廣寧推官宋扆議北京、遼東鹽司利病，遂復置北京、遼東鹽使司，北京路歲以十萬餘貫為額，遼東路以十三萬為額。罷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東北路幹辦鹽錢歲十萬貫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緩其征督。上命俟農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縣擅科鹽制。二年五月，省臣以山東鹽課不足，蓋由鹽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約所屬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詔，自今如有盜販者，聽鹽司官輒捕。民私煮及藏匿，則約所屬搜索。巡尉弓兵非與鹽司相約，則不得擅入人家。三年六月，孫即康等同鹽司官議：「軍民犯私鹽，三百里內者鹽司按罪，遠者付提點所，皆征捕獲之賞于販造者。猛安謀克部人煎販及盜者，所管官論贖，三犯杖之，能捕獲則免罪。又濱州渤海縣永和鎮去州遠，恐藏盜及私鹽，可改為永豐鎮與曹子山村，各創設巡檢，山東、寶坻、滄鹽司判官乞升為從七品，用進士。」上命猛安謀克杖者再議，余皆從之。尚書省奏：「山東濱、益九場之鹽行于山東等六路，濤洛等五場止行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課，方之九場，大課不同。若令與九場通比增虧。其五場官恃彼大課，恐不用力，轉生奸弊。」遂定令五場自為通比。舊法與鹽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
五年正月，八小場鹽官左蓽等，以課不能及額，繳進告敕。遂遣使按視十三場再定，除濤洛等五場系設管勾，可即日恢辦，乃以蓽所告八場，從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見管課，依新例永相比磨。戶部郎中李敬義等言：「八小場今新定課有減其半者，如使俱從新課，而舊課已辦入官，恐所減錢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錢數不復盡實附歷納官。」遂從明昌元年所定酒稅院務制，令即日收辦。
十一月，以舊制猛安謀克犯私鹽酒麴者，轉運司按罪，遂更定軍民犯私鹽者皆令屬鹽司，私酒麴則屬轉運司，三百里外者則付提點所，若逮問犯人而所屬吝不遣者徒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