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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貲，惟賴寶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輕，今千錢之券僅直數錢，隨造隨盡，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將滋甚。宜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純以下皆憚改，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於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淺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復斂於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為必用之物，而知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輕復同舊券也。」既而，隴州防禦使完顏宇及陝西行省令史惠吉繼言券法之弊。宇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流通之，若滯塞則驗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征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時，非可通流與見錢比，必欲通之，不過多斂少支爾。然斂多則傷民，支少則用不足，二者皆不可。為今日計，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為名，自百至三千等之為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仍不得過五千貫，與舊券參用，庶乎可也。」詔集百官議。戶部侍郎奧屯阿虎、禮部侍郎楊雲翼、郎中蘭芝、刑部侍郎馮鶚皆主更造。戶部侍郎高夔、員外郎張師魯、兵部侍郎徒單歐裡白皆請徵斂。惟戶部尚書蕭貢謂止當如舊，而工部尚書李元輔謂二者可並行。太子少保張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嚴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民利，其弊甚于征。征之為法，特徵于農民則不可，若征于市肆商賈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壽寧曰：「不然，今之重錢輕券者皆農爾，其斂必先於民而後可。」轉運使王擴曰：「凡論事當究其本，今歲支軍士家口糧四萬餘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寬民力，然後征之，則行之不難。」榷貨司楊貞亦欲節無名之費，罷閒冗之官。或有請鑄大錢以當百，別造小鈔以省費。或謂縣官當擇人者。獨吏部尚書溫迪罕思敬上書言：「國家立法，莫不備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誠使臣得便宜從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許杖決，三品以上奏聞，仍付監察二人弛驛往來，法不必變，民不必征，一號令之，可使上下無不奉法。如其不然，請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許如此，試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處，而監察御史陳規，完顏素蘭交諍，以為：「事有難行，聖哲猶病之，思敬何為者，徒害人爾。」上以眾議紛紛，月餘不決，厭之，乃詔如舊，紓其徵斂之期焉。未幾，竟用惠吉言，造「貞祐通寶」。興定元年二月，始詔行之，凡一貫當千貫，增重偽造沮阻罪及捕獲之賞。
五月，以鈔法屢變，隨出而隨壞，製紙之桑皮故紙皆取於民，至是又甚艱得，遂令計價，但征寶券、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謂可以免民輸輓之勞，而省工物之費也。高汝礪言：「河南調發繁重，所征租稅三倍于舊，僅可供億，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歲收通寶不充所用，乃於民間斂桑皮故紙鈔七千萬貫以補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寶稍滯，又增兩倍。河南人戶農居三之二，今年租稅征尚未足，而復令出此，民若不糶當納之租，則賣所食之粟，舍此將何得焉？今所急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而有限。可緩而易為者交鈔也，出於國而可變。以國家之所自行者而強求之民，將若之何？向者大鈔滯則更為小鈔，小鈔弊則改為寶券，寶券不行則易為通寶，變制在我，尚何煩民哉！民既悉力以奉軍而不足，又計口、計稅、計物、計生殖之業而加征，若是其剝，彼不能給，則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穢，兵食不給，是軍儲鈔法兩廢矣。臣非于鈔法不加意，非故與省部相違也。但以鈔滯物貴之害輕，民去軍饑之害重爾。」時不能用。
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錢輕，犯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銀為則，每兩為錢二貫，有犯通寶之臓者直以通寶論，如因軍興調發，受通寶及三十貫者，已得死刑，准以金銀價，才為錢四百有奇，則當杖。輕重之間懸絶如此。」遂命準犯時銀價論罪。四年三月，參知政事李復亨言：「近制，犯通寶之臓者並以物價折銀定罪，每兩為錢二貫，而法當贖銅者，止納通寶見錢，亦乞令依上輸銀，既足以懲惡，又有補於官。」詔省臣議，遂命犯公錯過誤者止征通寶見錢，臓污故犯者輸銀。
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錢之為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于官而不散則病民，散於民而不斂則闕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于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于填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馳限錢之禁 ，許民自採銅鑄錢，而官制模範，薄惡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而易行矣。今日出益眾，民日益輕，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計官吏之俸、驗百姓之物力以斂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錢少之弊也。臣謂宜令民鑄錢，而當斂鈔者亦聽輸銀，民因以銀鑄錢為數等，文曰「興定元寶」，定直以備軍賞，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從。
五年閏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寶券既弊，乃造『貞祐通寶』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復如寶券之末。初，通寶四貫為銀一兩，今八百餘貫矣。宜復更造『興定寶泉』，子母相權，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為銀一兩，隨處置庫，許人以通寶易之。縣官能使民流通者，進官一階、升職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滯，則亦追降的決為差。州府官以所屬司縣定罪賞，命監察御史及諸路行部官察之，定撓法失糾舉法，失舉則御史降決，行部官降罰，集眾妄議難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賞錢三百貫。」元光元年二月，始詔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余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為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其私易及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莫能制矣。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天興二年十月印「天興寶會」于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月國亡。
志第三十
志第三十
食貨四
○鹽
金制，榷貨之目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礬、丹、錫、鐵，而鹽為稱首。貞元初，蔡松年為戶部尚書，始復鈔引法，設官置庫以造鈔、引。鈔，合鹽司簿之符。引，會司縣批繳之數。七年一厘革之。初，遼、金故地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濼，烏古裡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官立法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恆，亦隨時救弊而已。益都、濱州舊置兩鹽司，大定十三年四月，併為山東鹽司。二十一年滄州及山東各務增羡，冒禁鬻鹽，朝論慮其久或隳法，遂併為海豐鹽使司。十一月，又並遼東等路諸鹽場，為兩鹽司。大定二十五年，更狗濼為西京鹽司。是後惟置山東、滄、寶坻、莒、解、北京、西京七鹽司。
山東、滄、寶坻斤三百為袋，袋二十有五為大套，鈔 、引、公據三者俱備然後聽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鈔一，引如袋之數。寶坻零鹽較其斤數，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為小鈔引給之，以便其鬻。解鹽斤二百有五十為一席，席五為套，鈔引則與陝西轉運司同鬻，其輸粟於陝西軍營者，許以公牒易鈔引。西京等場鹽以石計，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遼東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鈔，石一引。零鹽積十石，亦一鈔而十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