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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人會問，個人本無權拋棄自己的生命，他又如何有權把這樣的權利轉移給主權者？並不是這個問題太難回答了，而是這個問題問的方法不對。每個人都有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而冒生命危險的權利。當人為了逃避火災而從窗口跳出時，難道別人會說這是自殺嗎？難道能指責在海難中死去的人犯罪，就因為他早知海上的危險嗎？
社會契約的目的是保障契約各方的生存。為了這一目的，人也就必須有相應的手段。這裡的手段是和危險以至生命損失分不開的。任何人如果要保障自己而犧牲他人，他也就必須在需要的時候也為他人犧牲生命。當法律要公民冒一定的危險，公民就不再是自己的主宰了；當政府說為了國家你必須獻身，他也只得殺身成仁，因為這是他一直在安全中生活的條件，因為他的生命已不再是一種天然產物，也是國家的有條件的許可。
刑事犯罪的死刑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看待。為了不成為謀殺的受害者，每個人就必須同意，一旦他自己成了謀殺犯，他就得償命。這遠不再是放棄生命了，而是他認為這是使生命更安全的方法；我們可以假定契約各方沒人自願上絞架。
更進一步，每個刑事犯罪都是在攻擊破壞社會權利，這種犯罪，使他成為國家的反叛和出賣者。違法，他也就不再是國家一員，甚至是向國家挑戰了。國家的生存因此不再和他的生存相容，兩者必去其一。當刑事犯死刑時，他不是公民，而是公敵。他的刑審判決宣告了他破壞了社會契約而不再是國家的一員。既然他曾一直是國家一員，至少是生活在其國土上，他就必須和它割斷一切聯繫，或者作為公約破壞者而驅逐出境，或者作為公敵而死亡；因為這樣的敵人不是一個法人而是真實的人，在此情形下，戰爭的權利是殺傷擊毀對方。
但是，有人會說，刑事犯罪的懲罰是一個特殊行為。不錯，因此它是在主權者功能之外的；它是主權者能夠授予但不能自己執行的權利。我的理念是自恰的，我只是沒有一次性說明白而已。
頻繁的處罰是政府軟弱或懶惰的表現。每個過失者都可能在某些事物上成為有用的人。如非他的饒恕意味着危險，他就不應被處死，哪怕是為了殺一儆百。
至于赦免權，依法被裁決有罪的人免于懲罰，這是超出法官和法律而屬於主權者的特權。但是此權定義不清，使用它的場合是很少的。在一個治理有成的國家不會有太多的懲罰，不是因為經常的赦免，而是因為少有犯罪。只有在國家消亡時，犯罪會太多卻大多不會受罰。在共和制羅馬，元老院和執政官不曾動用過赦免權，人民自己也不這樣做，雖然他們常常更改自己的主張。頻繁的赦免預示着罪犯不久就可不再需要得到赦免，每個人都知道將會發生的事情。但是我的心已在不滿地約束我的筆；讓我們把這個問題留給真正正直的人去討論罷，他得從無過失，自己永遠不需要赦免。
《社會契約論》第二冊第六章
法律
社會公約為政體帶來存在和生命；而立法為政體帶來意志和行動的能力，因為原有的社會公約並沒有決定它保存自身的方式。
事物的本質決定了什麼是正常什麼是吻合于秩序，這是獨立於人類契約之外的。所有正義的唯一源泉來自上帝；不幸的是，我們不能從此終極得到直接的答案，否則我們就不需政府也不需法律了。無疑，從理性本身可以找到普遍的正義，但為了常人能夠接受，這種正義就必須是相互的。從人的角度看，顯然，沒有自然的認可，法之正義就不會有效，當正直的人在交往中總是嚴格守法但是對方卻從不實行，法就只會成為賞惡罰善的根源。為此，必須有協約和法律使得權利和責任結合，使正義得到伸張。在一切屬於公共的自然國度，我對我不曾信誓的人是沒有任何欠缺的，只有於我無用的東西才屬於他人；這不同於在公民社會，所有的權利都來自法律。
那麼什麼是法律？把自己侷限于字面機械的理解上，人不會得到任何結果，當他們定義了自然法，他們還是不知道這種國家法律到底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