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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於一個講求道德、虔誠信教的家庭，在一位賢明而篤信宗教的牧師家庭中愉快地成長，從幼年起就接受了以後從沒完全拋棄的原則和格言——有人說是成見。還在童年時我就獨立生活，在愛撫的吸引下，在虛榮心的蠱惑下，為希望所誘騙，為形勢所逼迫，當了天主教徒，但我仍然是個基督徒；不久以後，出於習慣，我的心對我的新的宗教產生了真摯的感情。華倫夫人盧梭于一七二八年三月與華倫夫人初次見面，一七三二年到一七四一年間，曾和她生活在一起。請參看《懺悔錄》第一部第二至第六章。的教導和榜樣加強了我的這份感情。我在鄉間度過了青春年少時期，那裡的孤寂生活和我全神貫注地閲讀的好書，加強了我對深摯感情的天賦稟性，使我變成類似費納龍式的虔信者費納龍(
1651—
1715)，法國康佈雷大主教、作家、教育家，主張寂靜主義，認為應該像孩子熱愛母親一樣只愛上帝，至于其他宗教儀式則都無所謂。。在隱遁中所作的沉思，對自然的研究，對宇宙的冥想，都促使一個孤寂的人不斷奔向造物主，促使他懷着甘美熱切的心情去探索他所看到的一切的歸宿，探索他所感到的一切的起因。當我的命運把我投進人間的急流時，我再也尋覓不到片刻間能悅我之心的任何東西。對往日溫馨的閒暇的懷念始終縈繞心頭，使我對身旁一切能為我博得名利的事物都感到冷漠和厭惡。我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想追求什麼，也不存多大希望，有所得的時候就更少，而當飛黃騰達的微光顯現時，我又感到，當我得到我以為是在尋求的一切時，我一點也得不到我為之心向神往，然而並沒有明確目標的那種幸福。這樣，就在種種苦難使我感到我跟這世界毫不相干以前，一切就都促使我在感情上跟這個世界日益疏遠。直到四十歲以前，我一直在貧困和財富之間、在正道和歧途之間搖擺不定，我有很多由習慣而產生的惡習，然而心中並無半點作惡的傾向，我隨遇而安而缺乏理性所明確規定的原則，對我應盡的本分雖有所疏忽但並不予以蔑視，而且對這些本分時常也並沒有明確的認識。
我從青年時期起就把四十之年定作一個界限，在這以前可以有各方面的抱負，作出一番努力來力求上進，並且決定，一到這歲數，不管處于什麼狀況，就不再為擺脫這一狀況而掙扎，餘生就得過且過，再也不為前途操心了。時候一到，我就順利地把這一計劃執行起來，儘管當時我的命運似乎還可使我獲得更穩定的生活條件，我也放棄了，不僅毫無遺憾，而且引為樂事。我擺脫所有那些誘惑，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一心一意過慵懶的生活，讓精神安靜下來——這從來就是我最突出的愛好，最持久的氣質。我擺脫了社交界和它的浮華。我拋棄一切裝飾品，不再佩劍，不再戴錶，不再穿白色長襪，不再用金色飾帶，也不再戴精製頭飾，從此只戴一副普普通通的假髮，穿一套粗呢的衣服。更重要的是，我把使這一切顯得重要的貪婪和垂涎從心底連根拔除了。我也放棄了那時我根本無法勝任的職務盧梭當時在法國財務總管弗蘭格耶處擔任出納，經管金庫(見《懺悔錄》第二部第八章)。，從此開始謄抄樂譜，按頁取酬，這項工作我從來就是十分喜愛的。
我的改革並不限于外表。我感到外表的改革本身就要求另外一種顯然更痛苦、但卻更有必要的改革，那就是思想的改造。我決心把我的內心來一番徹底的嚴格的審查，並予以調整，使今後餘生一直保持我死前希望保持的那個樣子。
我心中出現了一場巨大的革命；另一個精神世界展現在我眼前；我開始感到人們的判斷是何等的荒謬，然而我那時還沒有預見到會成為它的犧牲品；文壇的名聲像煙雲一樣剛在我頭上飄浮，我就已經對它感到厭倦，越來越需要有另外一種成就；我想為來日的事業開闢一條比前半生更為可靠的道路——所有這一切都迫使我作一次早就感到有必要進行的徹底的檢討。我這樣做了，對為做好這項工作所需的一切因素，只要是操之在我的，都毫無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