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8頁
《三國演義》繼承了《平話》「擁劉反曹」的傳統，把蜀漢當作全書矛盾的主導方面，把劉、關、張、諸葛亮當作小說的中心人物。全書共一百二十回，其中自桃園結義至諸葛亮死五丈原這五十一年間的事就占了一百零四回，以後四十六年的事只用十六回就草草收束。「擁劉反曹」傾向的形成，有比較長遠、複雜的歷史和思想的背景。從史學傳統來看，西晉陳壽的《三國志》尊魏為正統，到東晉偏安江左以後，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就改蜀漢為正統。北宋司馬光作《資治通鑒》沿陳壽先例，尊魏為正統，到南宋偏宋以後，朱熹作《通鑒綱目》，又一反司馬光的看法，仍尊蜀漢為正統。清史學家章學誠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氏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于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正統也。諸賢易地而皆然。」(《文史通義·文德》)由此看來，歷代史家擁曹擁劉之爭，不過是封建正統觀念在不同條件下的不同表現。擁劉反曹思想之流行，確有為偏安的漢族王朝爭統地位的歷史思想背景。民間流傳的三國故事中的「擁劉反曹」傾向和上述的習鑿齒、朱熹的羅漢正統觀念是有一定關係的。但從《平話》和《演義》的內容傾向來看，決不能把它們「擁劉反曹」的內容簡單地歸納為封建正統觀念的表現。書中曹、劉對比的描寫，給我們印象最深刻的主要是劉備以寬仁待民，曹操以殘暴害民；劉備待士以誠心和義氣，曹操則全用權術和機詐。劉備從桃園結義時就抱著「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並深知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所以「遠得人心，近得居望」。他的言行和曹操恰恰是鮮明的對比。他說：「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為也。」他初作安喜縣尉，就「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在新野時，老百姓又歌頌他：「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當陽撤退時，十幾萬百姓跟隨他渡江，雖然情勢萬分緊急，他決不棄民先行。到了西川，他的軍隊「秋毫無犯，受到焚香禮拜」的歡迎。他的善於知人，對士能推心置腹，始終信任，給人印象也很深，他一見趙雲，就「甚相敬愛，便有不捨之心」。在長阪坡，糜芳、張飛都以為趙雲去投奔曹操，劉備卻毫不懷疑地說：「子龍從我于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動搖也。」至於他對待諸葛亮，從三顧茅戶到白帝託孤，始終敬愛信任，則更為人所共知。和劉備相對立的奸雄曹操，其殘酷、欺詐的性格和劉備也正是鮮明的對照。他殺呂伯奢全家時說的「寧教我負天下，休教天下人負我」是他一生行動的哲學。他為報父仇，進攻徐州，「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對待部下的奸詐、殘酷更是無所不至。他軍中缺糧，先命令糧官王垕用小斛發軍糧，然後又借王垕的「頭」來平息眾怒。他為了追查在許都縱火的耿紀的餘黨，竟用訛詐手段把站在紅旗下面的三百多人全部斬殺。其他如痛恨禰衡而假手黃祖殺之；忌恨楊脩而加以擾亂軍心的死罪；為防範行刺而「夢中殺人」，都給讀者極為深刻的惡劣印象。從這些對比描寫中，可以看出《演義》中「擁劉反曹」的觀念，也是表現封建時代人民擁護「明君」，憎惡「暴君」的願望。書中許田射獵、董承奉詔、曹丕廢帝、劉備正位等章節中流露了相當濃厚的封建正統觀念，但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強調正統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支持深得人心的劉備，而不是支持行將潰滅的漢獻帝、劉表、劉璋等人物，這些人物在作者筆下只是可憐，並不可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