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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元和年間，內則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戰亂頻仍，賦稅繁重，外則吐蕃回紇，不斷入侵，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鋭化，迫使詩人們不能不正視現實；另一方面，社會比較穩定，並曾一度在形式上獲得全國的統一，也為詩人們的改革現實帶來一綫希望。這就是以批判現實為主旨的新樂府運動產生的社會根源。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二十首》序文說：「予友李公垂貺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予取共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治)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予遭理(治)世而君聖盛，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元詩寫於元和四年，正足以說明這種情況。
「新樂府」一名是白居易提出的，《樂府詩集》分樂府為十二類，共最後一類標名為「新樂府辭」，即本於白居易。所謂新樂府，就是一種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式的詩。這裡有三點須說明：一是用新題。從建安時代起，文人樂府也有少數寫時事的，但多借用古題，反映現實範圍既受限制，題目和內容也不協調。新樂府則自創新題，故又名「新題樂府」。二是寫時事。建安後也有一些自創新題的，但內容又往往不關時事，既用新題，又寫時事，是從杜甫創始的，但還不是所有新題都寫時事。新樂府則專門「刺美見(現)事」，所以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便全都列入「諷諭詩」。三是新樂府並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的標準。因此儘管實際上它們全是「未嘗被于聲」的徒詩，但仍自名為樂府，並加上一個「新」字以示區別。這從音樂上來說，是徒有樂府之名；但從文學上來說，卻又是真正的樂府，因為體現了漢樂府精神。
概括地說，由漢樂府的「緣事而發」，一變而為曹操諸人的借古題而寫時事，再變而為杜甫的「因事立題」，這因事立題，經元結、顧況等一脈相承，到白居易更成為一種有意識的寫作準則，所謂「歌詩合為事而作」，這就是新樂府運動形成的一般歷史過程。元稹、張籍、王建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作家。
第一節 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
白居易是杜甫的有意識的繼承者，也是杜甫之後的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繼承並發展了《詩經》和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沿著杜甫所開闢的道路進一步從文學理論上和創作上掀起了一個波瀾壯闊的現實主義詩歌的高潮。
白居易(
772—
846)，字樂天，晚居香山，自號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後人因稱白香山、白傅或白太傅。原籍太原，後遷下矽(陝西渭南縣)，他出身于一個小官僚家庭，世敦儒業，祖、父皆以明經出身。
白居易的青年時代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由於戰亂，他十一歲時就離家避難越中，常常是「衣食不充，凍餒並至」，以至「常索米丐衣于鄰郡邑」。貧困的生活，使白居易接近了人民，這對他的詩歌創作差不多一開始就走上現實主義的道路有着重大的作用。
白居易的思想帶有濃厚的儒、釋、道三家雜糅的色彩，但主導思想則是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他說：「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又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與元九書》)可見這一思想不僅支配了他的政治態度，同時也支配了他的創作方向。他的一生，大體上即可依此分為前後兩期，而以四十四歲貶江州司馬為分界線。
(一)前期——即從入仕到貶江州司馬以前。這是白居易「志在兼濟」的時期。這一時期，他在仕途上可以說是一帆風順。二十九歲，一舉成進士，三十二歲又以「拔萃」登科，為校書郎，三十五歲復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以第四等入選，由校書郎為幸至尉，不久入為翰林學士，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遺。所以詩人曾不無自負地說：「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