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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得遣君詩不苦‧黃河岸上白頭人!」——白居易《別陝州王司馬》。白居易和王建的關係雖不密切，也不曾直接稱許王建的樂府詩，但從上引詩句已可看出他同樣是引王建為同調的。
王建(
766‧—
830‧)，字仲初，潁川(河南許昌)人。出身寒門，亦未第進士，曾過着「三十年作客」和「從軍走馬十三年」的「奔波」生活。元和間，始為昭應縣尉，但已「頭白如絲」。長慶時授校書郎，太和中復出為陝州司馬。《自傷》詩說：「四授官資元七品，再經婚娶尚單身」，可見他一生都很潦倒，但也使他接近了人民。他是張籍的摯友，樂府與張齊名，世稱「張王樂府」。在古題、新題參用這一點上，二人也極相似。王建樂府詩有不少新的題材，如《水夫謡》：
苦哉生長當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辛苦日多樂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鳥。逆風上水萬斛重，前驛迢迢後淼淼。半夜緣堤雪和雨，受他驅遣還復去。夜寒衣濕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無處說，齊聲騰踏牽船歌。一間茅屋何所值‧父母之鄉去不得!我願此水作平田，長使水夫不怨天。
這和李白的《丁都護歌》都是寫的縴夫的痛苦，但更為形象，在唐詩中是不多見的。又如《送衣曲》寫妻子給丈夫送征衣的沉痛心情：「願身莫著裹尸歸，願妾不死長送衣!」也是未經人道的。長期的窮苦生活，使詩人對勞動人民和對剝削階級有着鮮明的愛憎。如《田家行》：「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就幽默而深刻地表達了老百姓對官吏的仇視。《簇蠶詞》也是一樣：「已聞鄉裡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這冷然的一問，也正充滿着仇恨。《織錦曲》通過對織女們「一梭聲盡重一梭」的辛勤勞動的描繪，對統治者的荒淫奢侈提出了憤怒的斥責：「莫言山積無盡日，百尺高樓一曲歌!」樂府外，王建的《宮詞》一百首，也很有名，但價值不高。
在藝術上，張王樂府也有不少共同特點。他們都好用七言歌行體，篇幅都不長卻又都好換韻，絶少一韻到底，令人有急管繁弦之感；他們也好在詩的結尾兩句用重筆(同時配合換韻)來突出主題，但主觀的議論較少，往往利用人物的自白，或只擺一擺事實，便戛然而止。語言方面，也以通俗明晰為主，但頗凝煉精悍，所以王安石歎為：「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如果和元、白比較，可以說是各有獨到之處。當然，成就最高的還數白居易。
最後我們要提一提李紳。紳字公垂，元、白的好友。我們知道，自創新題是始於杜甫，但有意識地以「新題樂府」為標榜和傳統的古題樂府區別開來的，李紳卻是第一個。他曾一氣寫出《新題樂府》二十首，當時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則擴充到五十首，並改名《新樂府》。元、白大力從事新樂府創作雖尚有他們自己的理論依據，但帶動他們的卻不能不歸功于李紳。所可惜的，是李紳原作二十首反一字不傳。不過，他的《憫農》詩二首卻可以彌補這一缺陷：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由於詩題不類樂府，郭茂倩未收入《樂府詩集》的「新樂府辭」中，其實是地道的新樂府，是新樂府運動中的傑作。
第七章 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和新樂府運動
以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亂為分界線的唐代文學，隨着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急劇變化，也起了一個很大的轉變。這轉變，總的說來，便是由浪漫主義轉向現實主義。杜甫是這一轉變的旗手。經中唐前期到貞元、元和年間，現實主義已逐漸進入一個全面發展的新階段。散文方面有韓柳的古文運動，小說方面則傳奇達到空前的繁榮，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詩歌方面出現了白居易諸人倡導的新樂府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