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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三句應看作反語，諷刺官軍不能勝敵，只能害民。白居易《官牛》詩：「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無妨!」手法與此相似。《織婦詞》則為「為解挑紋嫁不得」的勞動婦女提出了控訴。統治階級的無底慾壑，竟使她們對著檐前的蜘蛛發出這樣的感嘆：「羡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他的《連昌宮詞》是和《長恨歌》並稱的長篇敘事詩。作者用對話體，借宮邊老人的口對導致安史之亂的唐明皇的荒淫生活作了全面的揭露，並最後提出用政治來消滅內亂的主張：「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此詩作於元和十三年，那時延續三年的淮西之亂初定，故以用兵為戒，是有為而發的。《估客樂》則是借用古題，通過商人的投機取巧、勾結官府、操縱市場等一系列的形象描繪，不僅揭露了商人唯利是圖的本質，客觀上也反映了當時商業繁榮的狀況。一般地說，元詩內容的廣度和深度，以及人物的生動性，都不及白居易。這主要決定於他的世界觀。如《西涼伎》只是說「連城邊將但高會，每聽此曲能不羞」，對他們「養寇固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卻不敢揭穿；而《上陽白髮人》竟然說「此輩賤嬪何足言」，尤令人反感。
「悼亡詩滿舊屏風」，樂府詩外，元稹的悼亡詩《遣悲懷》七律三首也很有名。由於感情真摯，並能將律詩口語化，故較之潘岳悼亡詩尤為人所愛讀。如「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等句，皆屬對工整，而又如話家常。這對於律詩的通俗化有一定影響。小詩《行宮》，也寫得含蓄有味：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前人謂《長恨歌》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的確是各盡其妙。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白居易這首《讀張籍古樂府》寫於元和九年左右，亦即在他完成《新樂府》五十首以後五年左右。由此可見，元、白的寫作新樂府很難說是受到張籍的啟發。但這並不影響張籍在創作上的地位。
張籍(
766‧—
830‧)，字文昌，原籍蘇州，生長在和州(安徽和縣)。他出身寒微，雖曾第進士，卻一直做着太常寺太祝、水部員外郎、國子司業一類閒散官，又長期病眼，以至貧病交加：「長安多病無生計，藥鋪醫人亂索錢」，其苦況可知。但他寫個人窮愁的並不多，更多的是人民的疾苦，所以白居易說他「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王建也說「君詩發大雅，正氣回我腸」。張籍雖不曾對杜甫表示明顯的推崇，但從「杜家曾向此中住，為到浣花溪水頭」(《送客遊蜀》)這類詩句看來，他對杜甫也是很嚮往的(他的《涼州詞》：「欲問平安無使來」，即全用杜句)。他的樂府詩也必然受到杜甫的影響。
張籍樂府詩約七八十首，用古題的要占一半，但內容和精神卻和自創新題的並無二致，都是「為時而著」「為事而作」。中唐時代，剝削殘酷，因此同情農民疾苦也成為張籍樂府詩一個重要的主題。如《野老歌》：
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為了突出農民的痛苦和社會的不合理，張籍往往在詩的末尾用富商大賈和農民作對比。《估客樂》，在描寫賈客們「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的快樂逍遙之後卻說：「農夫稅多長辛苦，棄業寧為販寶翁」，手法與此正同。對婦女的悲慘命運，張籍也作了充分的反映：有「貧兒多租輸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山頭鹿》)的窮苦農婦，有「不如逐君征戰死，誰能獨老空閨裡」(《別離曲》)的閨中少婦，有由於「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離」(《離婦》)而橫遭驅遣的棄婦，而《征婦怨》一篇寫得尤其沉痛：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盡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
死者白骨不收，生者撫卹毫無，「夫死從子」，而子又尚在腹中，即欲「獨老空閨」亦不可得。雖存若亡，且自分必死，故以「晝燭」為喻。中唐的一個嚴重問題，是涼州的長期失陷而邊將都無意收復。對此，張籍也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鳳林關裡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涼州詞》
這種憤慨和諷刺，也正是詩人愛國熱情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