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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的影響是巨大的、深遠的、多方面的。這突出地表現在那些反映現實的樂府敘事詩上。他沒有遵循建安以來沿襲樂府古題的老一套辦法，而是本着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精神自創新題，即所謂「即事名篇」，或者說「因事命題」。對這類作品，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作了很高的評價，而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更敘述了他們所受到的啟發：「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予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由此可見，中唐的新樂府運動，正是由杜甫直接開導的。用不用古題，並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形式問題，因為實質上無異於為後代詩人指出一條通向現實、通向人民生活的創作道路。這一影響，一直貫到清末黃遵憲等詩人的創作中。
高度的愛國精神，是杜甫現實主義詩歌一大特色，這不僅在文學史上而且也在歷史上起着積極的教育作用。愛國詩人陸游就深受杜甫影響，他從杜詩領會到「詩出於人」的道路，所謂「工夫在詩外」，從而糾正了他早年學詩「但欲工藻繪」的偏差，創作出許多可歌可泣的愛國詩篇。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是一生酷愛杜詩，在燕京坐牢的三年間，更是專讀杜詩，並集杜詩為五言絶句二百首，說是「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文山全集》卷十六《集杜詩自序》)。愛國詩人顧炎武也同樣從杜詩得到鼓舞。
現實是複雜的。為了全面地反映現實，杜甫掌握了利用了當時所有的一切詩體，並創造性地發揮了各種詩體的功能，為各種詩體樹立了典範。詩，在他手中几乎是無所不能的。他用詩寫傳記，寫遊記，寫自傳，寫奏議，寫書札，寫寓言，寫詩文評，總之，凡是別人用散文來寫的，他都可以用詩的形式來寫。這方面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只以七律而論，杜甫之前，大都是用來歌功頌德或倡和應酬的，但他卻用來反映民生疾苦和國家大事，成了諷刺武器。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說杜甫七律與諸家異者有五，其中之一就是「詩料無所不入」，足見這確是一個大有關係的革新。只是七律的影響要略晚於他的樂府詩，到李商隱才顯示出來。李作如《重有感》等便很象杜甫《諸將》。王安石說「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便是指的七律。
為了生動而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在表現手法上杜甫也為後人開示不少法門。如學習民歌運用對話和口語，就大大提高了詩的表現力和俗語在詩中的地位，使詩歌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群眾。元稹《酬李甫見贈》詩說：「杜甫天才頗絶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着心源傍古人。」看來元稹和白居易諸人詩歌的趨向通俗化，也是受杜甫的影響。在提煉口語的另一面，杜甫還通過千錘百煉創造出字字敲打得響、「字字不閒」的詩句，所以皮日休說杜詩「縱為三十車，一字不可捐」(《魯望昨以五百言見貽因成一千言》)。這對於提高詩的語言藝術也有所啟發。但如宋代「江西詩派」那樣片面強調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專門在字句上下功夫，「以故為新，以俗為雅」，欲以奇句硬語驚人，就未免捨本逐末了。
韓愈說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的確，我們不能不為在我們祖國文學史上同時出現這樣兩位偉大的詩人而感到自豪。
第六章 中唐前期詩人
中唐大曆前後的詩歌呈現一種過渡狀況。元結、顧況等人用詩歌反映現實，是杜甫的同調，也是新樂府運動的先驅。劉長卿、韋應物主要以山水詩見稱。李益則繼承了盛唐邊塞詩的傳統。他們在藝術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此外，在當時還有影響較大而實際成就較差的「大曆十才子」。由於社會的動亂和王朝的衰微，這個時期的詩歌多半都染上了感傷的色彩。
第一節 元結、顧況及其他詩人
元結(
719—
772)，字次山，河南(今洛陽附近)人。早年入長安應試不第，曾經歷過一段「耕藝山田」「與丐者為友」的生活。天寶十二年登進士第。安史之亂，曾率鄰里一起逃難。肅宗乾元二年，由蘇源明推薦，召入長安，上《時議》三篇，陳述兵勢，遂擢山南東道節度參謀，後拜道州刺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