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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七五九年七月，杜甫棄官由華州經秦州、同谷，歷盡千辛萬苦，于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七六四年，嚴武再鎮蜀，表薦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人因稱「杜工部」)，他曾度過六個月的幕府生活。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着「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在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挨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他總是在關懷着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竟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七七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祖國和人民最後的懷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時代，要作關懷人民疾苦的詩人，他的身後，自然是蕭條的。八一三年，僅由他的孫子杜嗣業「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陽的靈柩歸葬偃師。詩人的遺體還漂泊了四十三年。
從以上簡單的敘述，我們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關係和他如何成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的過程。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但他從切身生活體驗出發，對儒家的消極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杜甫卻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杜甫卻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儘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卻說「拔劍撥年衰」。儘管「萬國盡窮途」，「處處是窮途」，然而他卻是「不擬哭窮途」，「艱危氣益增」。前人說杜甫的許多五律詩都可作「奏疏」看，其實何止五律‧我們知道，儒家也談「節用愛人」，「民為貴」，但一面又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杜甫與之不同，他接近勞動人民，也喜歡勞動，甚至願為廣大人民的幸福犧牲自己。儒家嚴「華夷之辨」，杜甫卻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這種狹隘性。他主張與鄰族和平相處，不事殺伐，所以說：「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視民族間的和好關係：「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近聞》)對玄宗的大事殺伐以致破壞這種關係則加以非難：「朝廷忽用歌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喜聞賊盜蕃寇總退口號》)
總之，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虯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由於時代、階級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白居易說「蜂巢與蟻穴，隨分有君臣」，也是把君臣關係看作天經地義。須要指出的是，杜甫雖然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是從愛國愛民出發的。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對皇帝存在着很大的幻想，希望通過皇帝的「下令減徵賦」來「各使蒼生有環堵」；另一方面，他也寫了「唐堯真有聖，野老復何知‧」「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等詩句，直接諷刺皇帝，對權貴達官們禍國殃民的罪行，他更勇于揭發。
第二節 杜甫詩歌的思想性
基于上述的生活實踐和思想傾向，杜甫在對待人民的態度上也達到了他以前的作家所不曾達到的高度。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人民性。這有以下各方面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