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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一生約可分為四個時期。三十五歲以前，是他的讀書和壯游時期。這時正當開元盛世，他的經濟狀況也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詩人從小就「好學」，七歲時已開始吟詩，「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的刻苦學習，為他的創作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游」。先南遊吳越，後北遊齊趙。游齊趙時，曾先後和蘇源明、高適、李白等人有時呼鷹逐獸，打獵取樂，有時登高懷古，飲酒賦詩，並和李白結下了「兄弟」般的友誼。在這長期的壯游中，詩人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岳》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絶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着「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饑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但他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在陝北，他曾經和人民一起逃難，在淪隱了的長安，他曾經親眼看到胡人的屠殺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國亡家破的痛苦。為了獻身恢復事業，他隻身逃出長安，投奔鳳翔。「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從這些詩句也就可以想見當時的艱險和困苦。脫賊後，他被任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卻又很接近皇帝的諫官。就在作諫官的頭一個月，他因「見時危急」，上疏營救房官的罷相，不料觸怒肅宗，幾受刑戮。從此他屢遭貶斥，但也因而多次獲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機會。在由鳳翔回鹿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種慘象，他和父老們，和送孩子上戰場的母親們哭在一起。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