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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開創了我國紀傳體的史學，同時也開創了我國的傳記文學。在「本紀」、「世家」和「列傳」中所寫的一系列歷史人物，不僅表現了作者對歷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見識，而且通過那些人物的活動，生動地展開了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表現了作者對歷史和現實的批判精神，表現了作者同情廣大的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為那些被污辱、被損害的人鳴不平的戰鬥熱情。因此，兩千多年來，《史記》不僅是歷史家學習的典範，而且也成為文學家學習的典範。
《史記》是一部具有強烈的人民性和戰鬥性的傳記文學名著，這首先表現在對封建統治階級——特別是漢王朝統治集團和最高統治者醜惡面貌的揭露和諷刺。司馬遷寫漢高祖劉邦固然沒有抹殺他統一楚漢紛爭、建立偉大國家的作用，但也沒有放過對他虛偽、狡詐和無賴品質的揭露。為了避免被禍害，司馬遷在《高祖本紀》中不能不寫那些荒誕的傳說，把他寫成是「受命而帝」的神聖人物。但在《項羽本紀》中卻通過與項羽的鮮明對比，寫出了他的怯懦、卑瑣和無能。在垓下之戰以前，劉邦几乎無不處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兩個片段更真實地描寫了他的流氓無賴、殘酷無情的嘴臉。
……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下車。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
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絶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
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寫劉邦貪財好色，《蕭相國世家》中寫劉邦猜忌功臣，而《淮陰侯列傳》中則借韓信的口，譴責了劉邦誅殺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這一封建社會君臣能共患難而不能共安樂的真理。作者正是通過這些描寫揭露了劉邦真實的精神面貌，從而勾消了在本紀中所作的一些神聖頌揚。對於「今上“漢武帝的暴力統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憤和厭惡的情緒。《循吏列傳》中寫孫叔敖、鄭子產等五人，沒有一個漢代人。而《酷吏列傳》卻全寫漢代人，其中除景帝時的郅都外，其餘九人都是漢武帝時暴力統治的執行者。張湯“為人多詐，舞智以禦人」，但最為武帝所信任。他治獄時，善於巧立名目，完全看漢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樣角色，當別人質問他：「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杜周卻回答說：「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這裡司馬遷徹底揭露了封建社會中所謂法律的虛偽性，指出它不過是統治者任意殺人的工具。《酷吏列傳》中還揭露了統治者屠殺人民的罪行。義縱任定襄太守時，一日竟「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慄」。王溫舒任河內太守時，捕郡中「豪猾」，連坐千餘家；二三日內，大舉屠殺，「至流血十餘里」。漢朝慣例，春天不殺人，王溫舒頓足說：「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對此，司馬遷憤怒地說：「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這是人民的正義呼聲。酷吏雖也打擊豪強，但主要是鎮壓人民。作者在寫這群酷吏時，每每指出「上以為能」，用意顯然在於表示對漢武帝的諷刺和憤慨。《史記》中還描寫了統治階段內部複雜尖鋭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傳》寫竇嬰與田蚡兩代外戚之間的明爭暗鬥，互相傾軋，以及他們同歸於盡的下場。這樣，作者就進一步揭露了統治階級殘酷暴虐的本質，表達了對現實的深刻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