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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的先世本是遊牧部族，向無定居生活。成湯以前就遷徙過八次，成湯至盤庚，又遷都五次。那時牧畜業異常發達，從甲骨卜辭中可以看到祭祀時大量用牲的現象。中葉後由牧畜進入農業生產。《尚書‧盤庚》屢次提到農事；甲骨文中有「禾」、「黍」、「稻」、「麥」、稷”、「粟」等字，證明殷代確有很多種類的農產品。由牧畜發展到農業生產是很自然的。遊牧過程中，既易發現農作物，又能馴服牛馬。文獻中常有殷的先公服牛乘馬的記載，不難設想，役使牲畜減輕人力，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關鍵。
殷代的主要生產者都是奴隷。甲骨文中有「奴」、「仆」、「臣」、「妾」、「臧」、「奚」等字，都是奴隷的名稱。為了防止奴隷的怠工，鎮壓奴隷的反抗，統治者制定極為嚴酷的刑法來管制他們，所謂「商有亂政而作湯型」(《左傳》昭公六年)，其目的就是為此。據《韓非子‧七術》，「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這固然表現統治者的殘酷，同時也反映了那時奴隷和奴隷主之間存在着激烈的鬥爭。
隨着生產水平的提高，手工業和文化藝術都有很大的進步。就拿工藝來說，殷代青銅器中有各種各樣的祭器、食器和兵器，有的上面還有銘文。近年出土的「司母戊鼎」重一千七百市斤，花紋精美，可見殷代的冶煉工業技術已達到高度的成就。而那時奴隷主貴族為了祭祀和享樂，音樂歌舞也極為發達。文獻所載湯時的樂歌樂舞如「大氵蒦」、「晨露」、「九招」、「六列」、「桑林」之類，或不可信。但「恆舞于宮，酣歌于室」的「巫風」早已普遍流行，以至懸為禁令(見《墨子‧非樂》。「酣歌于室」四字據晚出古文《尚書‧伊訓》補。)。直至殷末紂王之時，還使樂師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周武王數其罪狀，斥為「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史記‧殷、周本紀》)。這些都證明殷代的音樂歌舞是十分發達的。不難想象，在此種情況下，必有不少詩歌配合演唱，但因年代久遠，沒有流傳下來。
殷代宗教迷信之風最盛，鬼神權威至高無上。國王事無大小，必須請示鬼神，預測吉凶禍福，作為一切行動的指南，從事這方面活動的有兩種專職人員，那就是巫和史。他們通過卜筮方法代表鬼神發言，凡繇兆、祝辭、神告、占卜的記錄以及國王的講話等，無不寫成書面語言，或刻於甲骨，或書於典冊，這些就是殷墟中的甲骨卜辭，《周易》中的卦、爻辭，《尚書》中的殷商文告等。
巫史在當時都是為迷信服務的，巫能歌舞娛神，史掌文字記錄，他們對後來的詩歌、散文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周的祖先本是很早就散居在我國陝西涇、渭流域的一個部族。它最初的根據地是邰(今陝西武功)，傳到公劉時，人口漸漸繁衍，於是南渡渭水，北至于豳(今陝西橡邑)。這時周部族雖然一面仍在遷徙，一面已有定居，似乎正處在由遊牧生活過渡到初期農業階段。到了古公亶父的時候，為另一部族所逼，不得已放棄豳地，翻過梁山，遷到歧山下(今陝西歧山一帶)居住。他們在遷徙中發現一塊肥沃的土地，名曰周原，是一個理想的莊稼地，就在這裡建起城邑和房屋來，督率人民繼續生產，奠定了一定的農業基礎。由於農業生產的發展，迅速地充實和加強了周部族的力量，到了殷末，逐漸沿著黃河向東擴張，成為威脅殷國的勁敵。文王時，黃河西岸一帶的部族都歸他控制，於是自歧遷都于豐(今陝西雩阝縣)，勢力日益強大，不到十幾年，文王之子武王遂一舉滅殷，建立一個版圖更大的王國，這是公元前十二世紀初期的事。
武王死，子成王繼立，年幼，武王弟周公攝政，平管蔡之亂，征伐奄國，鎮壓了殷人及其舊屬的反抗。並制禮作樂，大興文教，配合統治，使王朝政權日益鞏固，為成康之治奠定了基礎。大概周初鑒於殷紂的滅亡，對待奴隷稍寬，組織他們從事耕種，積極生產，因此人民生活比較好轉，社會秩序相當安定，這是成康年代獲致短期太平的主要原因。懿王以後，周室漸衰，外患漸起。傳至厲王，貪財暴虐，禁止誹謗，被國人驅逐。宣王時，南征北伐，東平淮徐，號稱中興。及幽王立，荒淫錯暴更甚于厲王，人民怨恨，貴族離心，後竟為犬戎所殺，西周遂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