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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 - 2 /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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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的先世本是遊牧部族,向無定居生活。成湯以前就遷徙過八次,成湯至盤庚,又遷都五次。那時牧畜業異常發達,從甲骨卜辭中可以看到祭祀時大量用牲的現象。中葉後由牧畜進入農業生產。《尚書‧盤庚》屢次提到農事;甲骨文中有「禾」、「黍」、「稻」、「麥」、稷”、「粟」等字,證明殷代確有很多種類的農產品。由牧畜發展到農業生產是很自然的。遊牧過程中,既易發現農作物,又能馴服牛馬。文獻中常有殷的先公服牛乘馬的記載,不難設想,役使牲畜減輕人力,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關鍵。

殷代的主要生產者都是奴隷。甲骨文中有「奴」、「仆」、「臣」、「妾」、「臧」、「奚」等字,都是奴隷的名稱。為了防止奴隷的怠工,鎮壓奴隷的反抗,統治者制定極為嚴酷的刑法來管制他們,所謂「商有亂政而作湯型」(《左傳》昭公六年),其目的就是為此。據《韓非子‧七術》,「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這固然表現統治者的殘酷,同時也反映了那時奴隷和奴隷主之間存在着激烈的鬥爭。

隨着生產水平的提高,手工業和文化藝術都有很大的進步。就拿工藝來說,殷代青銅器中有各種各樣的祭器、食器和兵器,有的上面還有銘文。近年出土的「司母戊鼎」重一千七百市斤,花紋精美,可見殷代的冶煉工業技術已達到高度的成就。而那時奴隷主貴族為了祭祀和享樂,音樂歌舞也極為發達。文獻所載湯時的樂歌樂舞如「大氵蒦」、「晨露」、「九招」、「六列」、「桑林」之類,或不可信。但「恆舞于宮,酣歌于室」的「巫風」早已普遍流行,以至懸為禁令(見《墨子‧非樂》。「酣歌于室」四字據晚出古文《尚書‧伊訓》補。)。直至殷末紂王之時,還使樂師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周武王數其罪狀,斥為「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史記‧殷、周本紀》)。這些都證明殷代的音樂歌舞是十分發達的。不難想象,在此種情況下,必有不少詩歌配合演唱,但因年代久遠,沒有流傳下來。

殷代宗教迷信之風最盛,鬼神權威至高無上。國王事無大小,必須請示鬼神,預測吉凶禍福,作為一切行動的指南,從事這方面活動的有兩種專職人員,那就是巫和史。他們通過卜筮方法代表鬼神發言,凡繇兆、祝辭、神告、占卜的記錄以及國王的講話等,無不寫成書面語言,或刻於甲骨,或書於典冊,這些就是殷墟中的甲骨卜辭,《周易》中的卦、爻辭,《尚書》中的殷商文告等。

巫史在當時都是為迷信服務的,巫能歌舞娛神,史掌文字記錄,他們對後來的詩歌、散文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周的祖先本是很早就散居在我國陝西涇、渭流域的一個部族。它最初的根據地是邰(今陝西武功),傳到公劉時,人口漸漸繁衍,於是南渡渭水,北至于豳(今陝西橡邑)。這時周部族雖然一面仍在遷徙,一面已有定居,似乎正處在由遊牧生活過渡到初期農業階段。到了古公亶父的時候,為另一部族所逼,不得已放棄豳地,翻過梁山,遷到歧山下(今陝西歧山一帶)居住。他們在遷徙中發現一塊肥沃的土地,名曰周原,是一個理想的莊稼地,就在這裡建起城邑和房屋來,督率人民繼續生產,奠定了一定的農業基礎。由於農業生產的發展,迅速地充實和加強了周部族的力量,到了殷末,逐漸沿著黃河向東擴張,成為威脅殷國的勁敵。文王時,黃河西岸一帶的部族都歸他控制,於是自歧遷都于豐(今陝西雩阝縣),勢力日益強大,不到十幾年,文王之子武王遂一舉滅殷,建立一個版圖更大的王國,這是公元前十二世紀初期的事。

武王死,子成王繼立,年幼,武王弟周公攝政,平管蔡之亂,征伐奄國,鎮壓了殷人及其舊屬的反抗。並制禮作樂,大興文教,配合統治,使王朝政權日益鞏固,為成康之治奠定了基礎。大概周初鑒於殷紂的滅亡,對待奴隷稍寬,組織他們從事耕種,積極生產,因此人民生活比較好轉,社會秩序相當安定,這是成康年代獲致短期太平的主要原因。懿王以後,周室漸衰,外患漸起。傳至厲王,貪財暴虐,禁止誹謗,被國人驅逐。宣王時,南征北伐,東平淮徐,號稱中興。及幽王立,荒淫錯暴更甚于厲王,人民怨恨,貴族離心,後竟為犬戎所殺,西周遂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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