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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尼翁又道：「思想只能用思想去消毒。只有恐怖政策和專制手段才壓得住法國人的特性。法國語言特別宜于暗示，說雙關話；越是用法令禁止，聰明才智越爆發得厲害，好似蒸汽給關在裝着活塞的機器裡。王上做一樁好事，報紙如果反對王上，就說好事是部長做的；倘若反對部長，就把事情反過來說。凡是造謡譭謗，報館說是從外邊聽來的。當事人抱怨吧，報館說聲放肆了事。告到法庭吧，報館推說當事人並未要求更正；要求更正吧，它又一笑置之，認為它的罪惡不足掛齒。被害人勝訴的話，報紙再挖苦他一頓。萬一報館判了罪，要付出巨額罰金，就向大眾指控你跟自由，祖國，知識作對。報上可以登一篇文章，解釋某先生如何如何是國內最誠實的君子，骨子裡暗示他是個賊。因此，報紙犯的罪不足掛齒！侵犯報紙的人才罪大惡極！在某個時期之內，報紙要讀者相信什麼，讀者就相信什麼。報紙不喜歡的事決不可能是愛國的；而且報紙永遠不會錯的。它用宗教攻擊宗教，用憲章攻擊國王；司法機關得罪了報紙，就被挖苦；迎合了大眾的偏見，就受讚揚。為了招攬訂戶，不惜造出激動人心的謊話，做出逗笑的把戲，象有名的丑角鮑貝什。辦報的寧可拿自己的老子活活的開刀，作為取笑的資料，決不放過吸引群眾，叫群眾開心的機會，好比演員要哭得逼真，把兒子的骨灰放在匣子裡，也好比一個女子為著情人什麼都肯犧牲。」
勃龍代插進來說：「總而言之，報紙是表現在印刷品上的平民大眾。」
維尼翁接著說：「而且是虛偽的，氣量狹窄的平民大眾。他們放逐有才能的人，同雅典人放逐阿里斯泰提一樣。我們等着瞧吧，開頭由正人君子主辦的報後來會落到最庸俗的人手裡，因為他們有耐性，肯卑躬屈膝，象橡皮，有才華的人缺少這副本領，或者受油酒雜貨商控制，因為他們有錢收買作家。這種情形眼前已經出現了！不到十年，便是中學畢業生也要自命為大人物，在報上打前輩的嘴巴，拉他們的腿，搶他們位置。拿破崙壓制言論，真有道理。我敢打賭，反對派的機關報自己捧上台的政府，只要對它們有一點兒違拗，它們就用此刻攻擊王上的政府同樣的理由，同樣的文章，拚命攻擊。你向新聞記者越讓步，報紙越貪得無厭。成功的記者將來要被又窮又餓的記者代替。這個創口是沒法醫的，只會愈來愈惡化，愈來愈凶橫；並且禍害越大，越受容忍，直到報紙有一天多於牛毛，陷于混亂為止，象當年的巴比倫一樣。我們都知道，報紙比帝王還要無情無義；它做的投機生意，打的算盤，比最骯髒的買賣還要狠；它每天早上搾取我們的智力，做成麻醉品出賣；可是我們個個人替報紙寫稿，好比開水銀礦的工人明知要送命，照樣採掘。瞧柯拉莉身邊的那個青年……他叫什麼名字？呂西安！他長得漂亮，是詩人，是才子，這一點更難得；噯，他馬上要踏進那販賣思想的下流地方，所謂報館了，他要浪費他精彩的思想，絞盡腦汁，自甘墮落，暗地裡幹一些卑鄙事兒，在思想戰爭中等於傭兵頭子的戰術，焚燒擄掠，改變艦艇的方向。等到他象成千上百的人一樣，為著股東消耗了一部分才華，那些販毒的商人便讓他口渴的時候餓死，餓極的時候渴死。」
斐諾道：「你愈說愈不象話了。」
克洛德·維尼翁道：「唉，天哪！這些我明明知道，我坐著苦役監，看見一個新犯進來覺得高興。勃龍代和我，比拿我們的才具做投機的某甲某乙強得多，卻永遠被他們剝削。我們除了聰明，還有心肝，偏偏缺少剝削別人的狠毒。我們懶洋洋的，喜歡沉思默想，批評這個，批評那個；人們喝了我們的血，還罵我們品行不端！」
佛洛麗納嚷道：「沒想到你這樣殺風景！」
勃龍代道：「佛洛麗納說的不錯，公眾的病應當交給吹牛的政客醫治。沙爾萊①有句話，叫做：砸破自己的飯碗嗎？才不這麼傻呢！」
①沙爾萊（
1792—
1845），法國十九世紀有名的版畫家。
盧斯托指着呂西安說：「你們知道我聽了維尼翁的話作何感想？他象鵜鶘街上的大胖女人對一個中學生說：小弟弟，你年紀太輕，還不配到這裡來……」
這句俏皮話引得大家都笑了，柯拉莉聽了更是暗暗歡喜。
三個商人一邊吃喝一邊聽。
德國公使對德·雷托雷公爵說：「多古怪的民族，多少的善善惡惡集中在他身上！諸位先生，你們是浪子，偏偏不會傾家蕩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