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校裡，孩子們寫作文，題目有關於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慘的、被斷送的以及還有別的什麼的一生。然而，難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選擇了愛情，併為愛情付出了代價，這是幸福！她是一個自由的、驕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時期有身穿軍大衣、頭戴大蓋火鍋的人闖過你生在那裡和一直住在那裡的房屋，命令全家在
24小時內離開那所房屋，離開那座城市，而且只允許帶你那雙力氣有限的手所能帶的東西呢？……」
這雙眼睛所能夠哭出來的淚水，早已經哭幹了，從那裡求必還能流出什麼來。不過，為了發出最後的詛咒，裏邊也許還會燃起熾烈而純淨的火。
「…你要是把門打開，招呼路上的行人，說不定他們會從你的家裡買去點什麼，不，還不如說是奶幾個小錢給你買麵包吃，那時，那些嗅到了氣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們什麼都知道，就是沒料到轟雷有朝一日也會劈到他們頭上！——居然毫不知恥地出百分之一的價錢買你母親傳下來的鋼琴，而你那頭上扎着蝴蝶結的小女兒，最後一次坐下來準備彈一首莫扎特的曲子，但卻放聲大哭，跑開了，試想，我還去讀《安娜·卡列尼娜》幹什麼？莫非我自己的這番經歷還不夠嗎…我從哪本書裡可以讀到關於我們的事情？關於我們的事情！難道說真的要過
100年不成？」
儘管她差不多是在大聲疾呼了，然而多年恐懼的訓練畢竟沒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沒有呼喊，這不是呼號。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聽得見她的聲音。
是的，也許還有在盆裡坐浴治療的西布加托夫聽得見。
在她的敘述中可以看到的跡象並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
「列寧格勒？」奧列格問。「
1935年？」
「您認出來了？」
「你們是住在哪一條街？」
「富爾施塔德街，」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緩慢地回答，聲調哀怨但又略帶欣慰。「那您呢？」
「扎哈里耶夫街。就在旁邊！」
「就在旁邊……那時您幾歲？」
「
14歲。」
「您什麼也不記得嗎？」
“很少。
「您不記得？那時就像發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門敞開着，有人過去，拿了東西又離開，誰也不問誰。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您不記得了？」
「不，我記得。但可恥的是，當時我沒有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學校裡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必須這樣做，為什麼這是有益的。」
有如被經繩勒緊了的母馬，這位漸漸變老的護理員把腦袋上下移動着說：
「關於圍困時期——誰都會講！關於圍困時期——長篇敘事詩也有人寫！這都是允許的事情。可是圍困時期以前呢，好像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似的。」
是啊，是啊。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這樣在盆裡坐熱水浴，卓姐就坐在這個地方，而奧列格也像今天這樣，坐在這張小桌子旁邊，他們在這盞檯燈下交談——不也是談圍困嗎？
至于圍困時期以前，那座城市裡似乎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
奧列格嘆了口氣，彎着臂肘斜托腦袋，心情沮喪地望着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
「慚愧，」他輕聲說。「為什麼在災難還沒有臨到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親人頭上時，我們就無動于衷？人的本性怎麼是這樣的？」
除此之外，還使他感到慚愧的是，他把感受這樣的折磨着得比帕米爾的頂峰還高：女人要求于男人的究竟是什麼，不能少於什麼？彷彿生活的意義就集中在這一點上。彷彿除此之外，在他的故鄉既沒有苦痛，也沒有幸福。
心中感到慚愧，但也舒坦多了。別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沖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在這之前，有那麼幾年，」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回憶道，「曾勒令貴族遷出列寧格勒。大約也有
10萬人，而這曾引起我們特別注意了嗎？其實，當時那裡剩下的算是什麼貴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憐巴巴的。我們明明知道，卻眼睜睜地看著，無動于衷：反正沒碰到我們自己。」
「你們也就買了他們的鋼琴？」
「可能買下了。當然，買了。」
這時奧列格才算看清楚了，這個女人還不到
50歲。可是單從表面來看，她已經是個老太婆了。從白頭巾裏邊垂下的一絶頭髮也跟一般老人的頭髮一樣平直，已捲曲不起來。
「那末，你們是什麼時候被迫遷走的？由於什麼？定成了什麼？」
「能由於什麼呢？還不是叫做社害麼。或者叫做社危——社會危害分子。這屬於特殊條款，不用審訊，方便得很。」
「您丈夫是做什麼的？」
「普通老百姓。音樂廳裡的一個吹長笛的。喝醉酒愛發議論。」
奧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親——也是這樣一個早衰的老婦，也是這樣一個忙忙碌碌的知識婦女，也是這樣由於沒有丈夫而孤立無援。
如果是住在同一個城市裡，他也許能為這個女人提供一定的幫助，給她的兒子指點方向。
然而，就像被大頭針釘在格格和框框裡的昆蟲標本那樣，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和我們很熟的一戶人家，」此刻，沉默了那麼久的一顆靈魂，一旦開了口，也就不停地講下去了，「有兩個大孩子，兒子和女兒，都是富有熱情的共青團員。有一天，他們全家突然被勒令遷居。兩個孩子趕到共青團區委去請求『保護』。那裡對他們說：‘我們一定保護你們。
給你們紙，照這樣寫：茲申請自今日起不要再把我看作某某人的兒子、女兒，我聲明同該兩名社會危害分子劃清界限，並保證今後同他們脫離關係，不與他們保持任何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