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從海報上看到，那裡正在上演《睡美人》」
「噢，原來如此！您倒還能去看芭蕾舞？早知道這樣，我才不會讓您住進來呢！決不!」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這是奇蹟！臨死之前還能最後一次去看芭蕾舞！何況，即使不死，我在自己的永久流放地一輩子也看不到芭蕾舞。可是偏偏看不成，活見鬼！劇院臨時把節目換了！《睡美人》換上了《阿古一瓦雷》。」
漢加爾特不出聲地笑着連連搖頭。毫無疑問，她對一個垂死病人想看芭蕾舞的奇怪念頭是讚賞的，非常讚賞。
「怎麼辦？音樂學院有一位女研究生在舉行鋼琴獨奏音樂會。可是這地方離車站太遠，去那裡連個凳子角也占不到。而雨卻一直下個不停！只有一條路了：到醫院裡來，把我自己交給你們。我坐上車來了，院方說：『沒有床位，只得等幾天了。』
可病人們告訴我：等上一個星期也是常有的事。再說，我到什麼地方去等呢？我該怎麼辦？不採用勞改營裡的那套本事，人也就完蛋了。而您那時還打算從我手裡把證明拿走，是不是？……在這種情況下，我該用什麼態度跟您談話？」
現在回想起來很有趣，兩個人都覺得可笑。
他在講這一切的時候，是不用動什麼腦筋的，心裡卻在想：如果她是
1946年醫學院畢業，那麼現在至少是
31歲，跟他差不多的同齡人。可是為什麼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在他看來比
23歲的卓娘還年輕？不是根據面貌，而是根據靦腆、羞怯的習性給人留下這種感覺。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使人猜測，她也許還沒有…只要仔細觀察，就會根據一些微小的舉動發現她們跟已婚的女子不同。然而，漢加爾特是結過婚的。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而漢加爾特望着他，也感到奇怪：為什麼他最初給她留下的印象是那麼不友好，那麼粗野。誠然，他目光陰鬱，性情暴躁，但他善於以十分和藹可親的態度看人、說話，就像現在這樣。確切點說，他任何時候都兩種態度兼備，你也無法知道，他會以哪種態度對待你。
「關於芭蕾舞和氈靴的事，我現在全明白了，」她笑了起來。「可是那皮靴呢？您豈不知道，您的皮靴是對我們的制度前所未有的破壞？」
這時她眯起了眼睛。
「又是制度，」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疤痕也被牽動。「要知道，哪怕是在監獄裡，也有放風的規定。我不能不散步，否則我的病根本治不好。你們總不願剝奪我呼吸新鮮空氣的權利吧？」
的確，漢加爾特曾看到過他怎樣沿著這個醫療中心的冷僻小徑久久地徘徊：他從被服管理員那裡設法要來了一件女病號長衫，這種衣服因為數量不夠，不發給男病號；軍用皮帶下長衫的皺摺從腹部趕向兩側，但長衫的下襬還是常常被扯開。他腳上穿的是皮靴，頭上不戴帽子，黑髮蓬亂，邁着堅定的大步，眼睛望着身前路面的石頭，走到自己規定的界限就轉過身來再走。他總是背着手，而且總是一個人，不跟任何人一起散步。
「這幾天尼扎穆特丁·巴哈拉莫維奇就會來查病房，要是他看見您那雙皮靴，您知道會怎麼樣？我會受到通報批評的。」
這一次她又不是要求他，而是請求他，甚至帶有央求的意思。她自己也感到奇怪，這甚至不是平等的口氣，而是多少帶點從屬的味道，他們之間所形成的這種口氣是她跟其他病人之間從來沒有過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用自己的爪子碰了碰她的手，勸慰她：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百分之百的可靠保證，他絶對發現不了我的皮靴。即使在穿堂間裡我也不會讓他撞見我穿著靴子。」
「可是在林蔭小路上呢？」
「在那裡他認不出我就是他這棟樓裡的！如果您願意的話，讓我們來開個玩笑，不妨寫封匿名信，告發我藏有皮靴，讓他帶兩名護理員來搜好了，反正他們永遠也找不到。」
「難道寫告密信這種事也能做嗎？」她又眯起了眼睛。
還有一點他不能理解：她幹嗎要涂口紅？這只能使她顯得俗氣，破壞了她的清秀。他嘆了口氣：
「反正有人寫，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而且，是怎麼寫的呀！寫了還能起作用。古羅馬人說：testis unus－testls nullus，一個人證明不能算人證。可是到了
20世紀，即使一個人證明也是多此一舉，一個人證也不需要了。」
她移開了視線。這種事情是不大好談的。
「那麼您打算把它們藏到哪裡去呢？」
「靴子嗎？辦法有好幾十種，要看有多少時間可以利用。可以扔到沒生火的爐子裡去，可以用繩子吊到窗外。您放心好了！」
讓人沒法不笑，也讓人沒法不相信他真的能矇混過去。
「不過，頭一天您是怎麼耍了花招沒把靴子交出去的呢？」
「這可太簡單了，在換衣服的那間小屋裡，我把靴子放在門的背後。護理員把其餘的東西統統塞進一個帶號牌的口袋裏拿到中心保管處去了。我從浴室裡出來，用報紙把靴子一裹，也就帶進來了。」
他們這已經是在東扯西拉了。可上班的時間她為什麼坐在這裡閒聊呢？魯薩諾夫睡得很不安穩，直出汗，但還算是睡着了，沒出現嘔吐。漢加爾特又一次把了把他的脈，正要離去，但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於是又回過頭來對科斯托格洛托夫說：
「您還沒得到補充營養嗎？」
「根本沒有，」科斯托格洛托夫盯着她看。
「那就從明天開始。每天兩隻鷄蛋、兩杯牛奶和
50克黃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