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說，您曾經擔任過，對嗎？而且，職務還挺高，是吧？」她也善於以開玩笑的口吻跟他談話。
「最高職務是副排長。不過實際上職務還高些。我們的排長因為實在遲鈍和無能被送去進修，進修出來之後至少得當個炮兵連長，但不再回到我們炮兵營。而上面派來接替他的另一位軍官，一下子就被提到上面的政治部裡去了。
我們的營長對此並不反對，因為我是個挺棒的測繪兵，小伙子們也都聽我的。這樣，我雖然只有上士軍銜，卻擔任了兩年代理排長——從葉列茨直打到奧得河畔法蘭克福。順便說一句，不管有多麼可笑，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
他雖然把兩條腿屈了起來，但畢竟不大禮貌，所以還是把腿垂到了地板上。
「您瞧，」漢加爾特在聽他講或自己在講話的時候，微笑始終沒有從臉上消失。「既然是這樣，您何必推辭呢？如今這差使也會使您滿意的。」
「這真是妙不可言的邏輯！——會使我滿意！而民主呢？您豈不是在踐踏民主原則：病房的人又沒選我，選舉人連我的履歷也不知道…順便說說，您也不知道……」
「那好，您就說說吧。」
她照例說話聲音不大，他也把聲音壓低，讓她一個人聽見。魯薩諾夫在睡覺，扎齊爾科繼續看書，波杜耶夫的床位空着，几乎沒有人能聽到他們的談話。
「說來話長啊。況且，我坐著而您站着，我感到很不好意思。這樣跟女同志談話是不合適的。但是，如果這會兒我像士兵那樣站起來在通道上立正，那就會顯得更蠢。
您還是在我的床邊上坐下吧，請。」
「其實，我倒是該走了，」她說，不過，還是在床治上坐了下來。
「您瞧，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我一生中所吃過的苦頭，大多是由於熱衷於民主。我曾企圖在部隊裡樹立民主作風，就是說，允許大家議論。結果，
1939年沒選送我進軍官學校，繼續讓我留下當兵。
1940年總算到了軍官學校，可是在那裡由於頂撞領導而被清除了出來。
直到
1941年才勉強畢業于遠東的一個軍士訓練學校。說心裡話，我沒當上軍官可真感到懊喪，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軍官。年輕的時候這樣的事似乎不能不使人難受。不過，我還是把公道看得高於一切。
」
「有一個跟我很接近的人，」漢加爾特眼睛望着被子說，「差不多也是這樣的遭遇：很有才能，卻始終是普遍一兵。」短暫的停頓、瞬間的沉默掠過他們的腦海，她抬起了眼睛。「不過，您直到今天還是像從前那樣。」
「您指的是：很有才能還是普通一兵？」
「很會頂撞人。比方說，您跟醫生談話的一貫態度怎樣？特別是跟我。」
正如薇拉·漢加爾特所有的談話和動作，她提出這個問題時的態度是嚴厲的，但她的嚴厲十分奇特，可說是整個兒洋溢着一種和諧的美。
「我頂撞您？我跟您談話可是畢恭畢敬的。您大概還不知道，這是我最禮貌的談話方式呢。如果您指的是第一天的情形，那是因為您無法想像我當時的處境有多麼困難。我几乎是奄奄一息了，他們才放我出州境。
我來到這裡，不料冬天竟下起了傾盆大雨，我只得把氈靴夾在腋下，要知道，我們那邊已經是相當冷了。我的外套淋透了，簡直可以擰出水來。我把氈靴放在行李寄存處，坐上了電車去老城，那裡我有一個地址，還是在前線時我手下的一個士兵留給的。當時天已經黑了，全車的人都勸我不要去，說是會被人殺了的！
1953年大赦之後，所有的流氓和騙子都放了出來，從此再也透不住他們了。
而我對於那個士兵是不是還在那裡，心裡也沒有把握，至于那條街在什麼地方，誰也說不上來。於是我就去找旅館。有些旅館的前廳那麼漂亮，我這雙腳走進去自己都會感到難為情。有幾處甚至有地方住，可是隻要見到我遞過去的不是身份證，而是流放證明，馬上就回答說：『不行！不行！唉，有什麼辦法呢？死我倒是心甘情願，可為什麼要像條狗似的死在籬笆下面呢？我直接到民警局去，對他們說：』聽著，我縣屬於你們管的。
你們就安排我過夜好了。’他們支支吾吾地說：『您可以到茶館去過夜，我們一般不去那裡檢查證件。』可是我沒找到茶館，就又回到火車站。睡在火車站上也不行，因為民警要趕。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你們門診部。先是排隊。診斷之後說我必須馬上住院。這麼一來，我就得乘兩趟電車到城市另一端的監督處去。
雖然整個蘇聯都有一定的工作時間，可是監督官走開了，根本沒把工作當成一回事兒。他也沒留張字條讓流放人員明白他自己會不會回來。這時我想，如果把證明交給他，那我恐怕就沒法從火車站取回氈靴。於是我就再乘兩趟電車折回火車站。
每奔波一次就得花上一個半小時。」
「我好像不記得您還帶著氈靴。難道真有嗎？」
「您不會記得，因為我就在那兒的火車站上把那雙氈靴賣給了一位大叔。我心裡想，這個冬天我要躺在醫院裡，下一個冬天我反正活不到。賣了氈靴就又去監督處！光是坐電車就花了
10個盧布。那邊還有
1，
000米爛泥路得步行，而我身上疼得厲害，真是一步一挪。
不論走到哪兒，都得背着自己的行李袋。謝天謝他，監督官總算回來了。我把流放地所屬州監督處的證明交給他作抵押，並出示你們門診部開的住院證明，他在上面批了『准予住院』這幾個字。於是我就坐車……還不是到你們這兒來，而是去市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