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額的利潤本應變成同樣巨大的損失，新的理論本應被發展然後被懷疑，不着邊際的樂觀主義者本應被深深的絶望所淹沒，所有這些都嚴格地遵循着古老的傳統。
格雷厄姆像生物學家解剖青蛙那樣分析着普通股股票、公司債券，以及投機優先證券 （也就是邁克爾。米爾肯所說的垃圾債券）。乍看上去，當時①的《有價證券分析》是一本為正在籌建中的學科寫的教科書。但是由於這本書是在
1929年的大瘋狂以及之後的餘波中完成的，它同時也號召大家反對投機者帶來的罪惡。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完全是一個創新。洛布的投機者把股票看作一張薄紙，一張價值比下一個接手的人的出價高或低的紙。他的目標是對下一個人的期望，然後再下一個人。而格雷厄姆和多德派的投資者則把股票看作企業的份額，它的價值始終應和整個企業的價值相呼應。
讓人難以置信的是，華爾街從未問過這樣的問題：「這個企業售價多高？」
這便是格雷厄姆和多德提出來指導股票價值衡量的問題。它並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但是 （關鍵在於）一個人並不需要精確——他所需要的是有能力甄別出那些偶爾出現的其作價遠低於其價值的公司。
打一個簡單的比喻，通過檢查有可能確定一位婦女老到連自己的年齡都不知道就去投票，或一位男人重到連自己的重量也不清楚，那麼剩下沒有解決的一個麻煩問題是，如果買進一種便宜的股票，它變得更便宜了，那該怎麼辦？作者們承認，如果有時價格定錯了，它們得經過「很長一段困擾人心的時間」才能調整過來。
在巴菲特來到哥倫比亞的前一年，這個問題的答案出現了。《聰明的投資人》把格雷厄姆的哲學精簡成「安全邊際」。他說，一個投資者應該在他願意付出的價格和他估計出的股票價值之間保持一個差價——一個較大的差
① 紐約證券分析家協會于
3 年後的
1937 年成立，格雷厄姆是創始人之一。
價。這同留些餘地給駕駛汽車中可能出現的偏誤是一個道理。如果裕度留得足夠大，投資者就應該是很安全的。但如果他不這樣做又會怎樣呢？答案是：股票就會持續下跌。
假設企業沒有什麼變化，格雷厄姆說，投資者就不該再迷信行情機，不論形勢有多麼的嚴峻。
的確如此，一個投資者如果因市場的跌落而變得過分泄氣，而且在很低價格時縱容自己輕率地拋售，那它永遠都會把他基礎的優勢轉變成基礎的劣勢。基礎優勢？大多數投資者壓根不知道自己有基礎優勢，格雷厄姆打了個比喻來解釋道：
不妨想象你花
1000美元持有一傢俬人企業的一小部分股票。你的合作者之一「市場先生」是個非常熱心的人。每天他都告訴你他覺得你的份額值多少錢，然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答應你把你的股份買過來或是再多賣給你一些股份。有時他的估價觀點顯得很有道理……另一方面，「市場先生」帶著他的熱情或是恐慌逃之夭夭了，於是他提議的那些對你而言就變成愚蠢之物了。
真正的投資者就是處于這種特定的境況中，他可以利用每天的市場作價，也可以忽視它——「市場先生」不斷地帶回一個新價位。
對於巴菲特而言，這些觀點像古埃及的羅塞塔巨石一樣，具有啟迪的意義。他已經用過所有的投機技巧了，他也搞過股票的內部消息，玩過馬吉表——搞了一個系統又一個系統，美其名曰為跟隨潮流的步伐。現在他有了一種投資的方法，讓他不必再去模仿「B、C和D」——這種方法只需動用他從父親那裡學到的獨立性原則。巴菲特把它看作一種新的發現，就像聖保羅走在去往大馬士革的路上。
於是他很容易地找到了他的偶像。
在哥倫比亞的時候，巴菲特發現格雷厄姆個性有很強的感染力，他看上去與愛德華。G.羅賓遜十分相似，他的講座也充滿了戲劇性氣氛。有一堂課上，格雷厄姆描述了A與B兩張差別巨大的資產負債表，結果原來兩張都是波音公司的表——只不過它們分別是在飛機製造史上的高潮和低谷的不同時刻罷了。
1950年格雷厄姆有
20個學生，大多數人都比巴菲特年長許多，還有些人已經在華爾街股市工作了，但有趣的是，講座變成了雙向的研討形式。格雷厄姆採用了蘇格拉底的授課方式，提出一個問題，然後在他還沒來得及開口說話時，這個來自奧馬哈的
20歲的小伙子就會把手舉得高高的。
格雷厄姆很少對巴菲特的回答評判對或錯，因為他不想把整個宇宙包容到一個球裡。通常他說：「很有意思。究竟是何種想法使你得出那個結論呢？」
然後巴菲特就會解釋一番。正如巴菲特的同學傑克。亞歷山大回憶道：
沃倫大概是班上年紀最小的，卻無疑是早熟的一個學生。他知道所有答案，他總是舉起手來，總是引發起討論。他懷有無比的熱情，總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東西要表達。
格雷厄姆所看重的是便宜的股票——「雪茄煙蒂」或是几乎可以免費得到的股票，就像抽過的雪茄煙蒂一樣，也許還會有一些有用的東西在裡面。
在他那年佈置的作業中有一次就是調查交易價位低於
5.
31美元的股票的業績。
巴菲特還學會了閲讀財務報表的每個細節，以及如何發現其中的舞弊行
為。更為精髓的是，格雷厄姆教會他如何從一家公司的公開信息材料中得到對其證券價值的客觀評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