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言性，始於成湯，伊尹《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性。」此正直指此理而言。夫子《易大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述之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實出於此。其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又發明出四端，又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可謂擴前聖所未發，忒煞分明矣。
伊尹曰「習與性成」，《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家語》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可見這性字但取天生之義。《中庸》論天命之謂性，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與前性字不同，雖不與習對說，然皆以天道、人道對言，可見二性字元不同也。
論學書
存養省察工夫,固學問根本，亦鬚髮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不會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
孔門唯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慾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腳不住。
今之士大夫，得一階半級則以為喜，失一階半級則以為憂。譬如鳥在籠中，縱令底下直飛至頂上，許大世界，終無出日。
伊川言：「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固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心中無事也。
人一日間喜怒哀樂不知發了多少，其中節也常少，不中節也常多。雖無所喜怒哀樂時，而喜怒哀樂之根已自先伏於其間。
歲莫一友過我，見某凝塵滿室，泊然處之，嘆曰：「吾所居必灑掃涓潔，虛室以居，塵囂不雜，則與乾坤清氣相通。齋前雜樹花木，時觀萬物生意。深夜獨坐，或啟扉以漏日光，至昧爽，恆覺天地萬物清氣自遠而屆，此心與相流通，更無窒礙。今室中蕪穢不治，弗以累心，賢於玩物遠矣，但恐於神爽未必有助也。」
某居家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友人曰：「人心須完密，一事不可放過。學而不事事，則疏漏處必多，應事時必缺陷了道理。吾見清高虛靜之士，久之未有不墮落者。
一陰一陽之謂道，今喜靜厭動，正如有陰無陽，不成化矣。」某聞言聳然。
人心通竅於舌，是以能言。多言之人，此心奔迸外出，未言，舌常有動意，故其蓄聚恆淺，應用易疏。但與其箝制於外，不若收斂於中，驗之放去收轉之間，而心之有亡攸系，當自有著力處。
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而春生常為之主，乃可合德造化也。
心乃我身主宰。從天下至此已是盡頭處，而心卻發出兩路，善惡歧焉，誠意是管歸一路也。善惡各有來路，善是從心體明處發來，惡便是從暗處發來，致知是要推明破暗也。
心與物交，若心做得主，以我度物，則暗者可通。若捨己逐物，物反做主，明者可塞。故功夫起頭，只在先立乎其大者。
李獻吉晚而與某論學，自悔見道不明，曰：「昔吾汨於詞章，今而厭矣。靜中怳有見，意味迥然不同，則從而錄之。”某曰：「錄後意味何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不自知，才劄記後，意味漸散，不能如初，何也？」某因與之極言天根之學須培養深沈，切忌漏泄。因問平生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驕氣，此害道之甚者也。」獻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
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立個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又有兀坐以收放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絶道理，如何貫串得來？如愚見，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有此心，有個主宰在此，事來就此事上用功，直截依著道理行，莫要被私慾遮障纏繞，如此才能貫穿得過。
喜怒哀樂未發，性本空也；發而皆中節，其應亦未嘗不空，聖人體用一原也。世人不無潛伏，故有前塵，妄動故有緣影，是故不可無戒懼之心。釋氏厭人欲之幻，並與天性不可解於心者而欲滅之，將乍見孺子入井怵惕真心，與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妄心同謂塵影，則與聖賢之學霄壤矣。
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昫沫我，得無為賤丈夫乎！
人心元神，昭昭靈靈，收斂停畜，因其真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有無窮之妙。若專內遺外，日用間分本末作兩段事，如此仍是支離也。
近體《大學》，頗窺聖學之樞機至易至簡，說者自生煩難。陽明蓋有激者也，故翻禪學公案，推佛而附於儒。被他說得太快，易聳動人。今為其學者，大抵高抬此心，不在本位，而於義利大界限反多依違。
吾輩欲學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只就孩提有知識後說起，又不察性之慾與物慾，則是以唸唸流轉者為主。
陳元誠疑吾近日學問，見得佛、老與聖人同，大為吾懼。
元誠論靜云：「一念不生，既不執持，又不矇昧，三件犯著一件，便不是。」
知道無中邊，而不知內為主，則茫無下手處；知內為主，而不知道無中邊，則隘。故曰：「此心學之全功也。」
天文左右前皆動也，惟北辰不動。人身背亦如之。故曰：「天根之學，本《易》艮背之旨。」
五峰之學，不務涵養本原，只要執發見一端，便張皇作用，故有急迫助長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