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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辭欺人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為元勛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為林泉之侶。既為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觖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為苛矣。王維為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于普施寺，迫以偽署。祿山宴其徒于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弦。」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逼李拯為翰林學士。拯既污偽署，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百揆無敘。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為詩曰：「紫宸朝罷綴鵬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為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遊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為忠憤之論，與夫名污偽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採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復，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慄裡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為言者，偽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啖。」夫鏡情偽，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為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于下學之初即談性道，乃以文章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札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云，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
○文人摹仿之病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樂康、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賦。」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る《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仿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幾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崔る《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間》，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如楊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日拙者矣，《曲禮》之訓「毋剿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簡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