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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不貴多二漢文人所著絶少，史于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為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楊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皋賦百二十篇。而于《枚皋傳》云：「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其文委<骨皮>，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閒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余、崔烈、曹眾，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玄傳》云：「玄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秦延群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日若稽古」三萬言，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於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於《六經》，而文衰矣。《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楊雄、劉歆各五卷，為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著書之難子書自盂、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匯而為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庶乎其傳也與？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鑒》、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雲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亻免焉日孳孳，斃而後己。」
○直言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玄宗為之感動；白居易為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詩之為教，雖主于溫柔惇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家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禹維師民，艷妻煽方處」；如曰「伊誰雲從，維暴之雲」，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為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忄舀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註：「《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孔稚《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劉孝標《廣絶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魂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為一時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于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絶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于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人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于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日「五銖」，重如其文。置樣于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仿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