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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于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為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中，蘇轍為戶部侍郎，則言：「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以為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于川中，余以戊子典試于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即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為余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為方伯，止四十萬；今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雲浙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仆寺。余乙未貳卿太仆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孛，所用於二帑者逾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曆時事如此。至天啟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于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啟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儘力鈎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敉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誠，足為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財止有此數，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余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仆寺解過馬價余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余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余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余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范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干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矇蔽，委法徇私，必須殫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為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為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于加派；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訖于亡。由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于范濟世，成於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由來矣。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為一身，中外之為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