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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為之傳；敘事蹟者，區為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眾可也。然如虞預《妒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為典為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製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為傳而非經，而《易·系》亦止稱為《大傳》。其後悉列為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後儒之傳記爾。周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聖經以為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為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為書，與後世箋注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為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後，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為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為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群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後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為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創，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彼時並未有紀傳之史，豈史官之文乎！)今必以為不居史職，不宜為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為經師，又豈宜更為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為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為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者，輒為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嫗，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為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學，其為瞽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為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為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為，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傳，而始可為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為私傳耶？若但為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為，己居其官，即可為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為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淯母趙娥，為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為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為立傳。李翱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生而為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為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
邵念魯與家太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子獨不聞鄧禹之傳，范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范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傢俬傳相證明者，凡數十家。即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兔園之冊，但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鮮入此體，遂謂天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為三家之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為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略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為《人物表》。(說詳本篇《序例》。)其諸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案檢。(所謂三家之學，《文徵》以擬《文選》。)其於撰述義例，精而當矣。時有僉人，窮於宦拙，求余薦入書局，無功冒餐給矣。值督府左遷，小人涎利構讒，群刺蜂起，當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薦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譸張以罔上也。(別有專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選》、《文苑》，《文選》、《文苑》本無傳體。因舉《何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遊戲投贈，不可入正傳也。上官乃亟贊其有學識也，而又陰主其說，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華》有傳五卷，蓋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之體，公卿則有兵部尚書梁公李峴，節鉞則有東川節度盧坦，(皆李華撰傳。)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傳。)節操如李紳，(沈亞之撰傳。)貞烈如楊婦、(李翱。)竇女，(杜牧。)合於史家正傳例者，凡十餘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真喪心矣！
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也。即傳體之改採，蓋有排麗如碑誌者，(庾信《邱乃敷敦崇傳》之類。)自述非正體者，(《陸文學自傳》之類。)立言有寄託者，(《王承福傳》之類。)借名存諷刺者，(《宋清傳》之類。)投贈類序引者，(《強居士傳》之類。)俳諧為遊戲者，(《毛穎傳》之類。)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乃皎然矣。
○習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