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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儒林傳序》「魏道武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天安初，詔立鄉學。……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闢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劉芳、李彪諸人以經術進。……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周文受命，雅重經典；……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徵沈重於南荊，……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向，文教遠覃。」案北朝諸君，惟魏孝文、周武帝能一變舊風，尊崇儒術。考其實效，亦未必優於蕭梁。而北學反勝於南者，由於北人俗尚樸純，未染清言之風、浮華之習，故能專宗鄭、服，不為偽孔、王、杜所惑。此北學所以純正勝南也。焦循曰：「正始以後，人尚清談。迄晉南渡，經學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為儒林立傳。梁天監中，漸尚儒風，於是梁書有《儒林傳》。《陳書》嗣之，仍梁所遺也。魏儒學最隆，歷北齊、周、隋，以至唐武德、貞觀，流風不絶，故《魏書儒林傳》為盛。」
「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此孔廣森以為經學萬古不廢，歷南北朝之大亂，異端雖熾，聖教不絶也。而南北諸儒抱殘守缺，其功亦未可沒焉。夫漢學重在明經，唐學重在疏注；當漢學已往，唐學未來，絶續之交，諸儒倡為義疏之學，有功于後世甚大。南如崔靈恩《三禮義宗》、《左氏經傳義》，沈文阿《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疏》，皇侃《論語》、《禮記義》，戚袞《禮記義》，張譏《周易》、《尚書》、《毛詩》、《孝經》、《論語義》，顧越《喪服》、《毛詩》、《孝經》、《論語義》，王元規《春秋》、《孝經義記》；北如劉獻之《三禮大義》，徐遵明《春秋義章》，李鉉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沈重《周禮》、《儀禮》、《禮記》、《毛詩》、《喪服經義》，熊安生《周禮》、《禮記義疏》、《孝經義》；皆見《南北史•儒林傳》。今自皇、熊二家見采於《禮記疏》外，其餘書皆亡佚。然淵源有自，唐人五經之疏未必無本於諸家者。論先河後海之義，亦豈可忘篳路藍縷之功乎。
《北史》又云：「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景裕傳權會、郭茂，……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于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于……熊安生，……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于《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案史言北學極明晰；而北學之折入于南者，亦間見焉。青、齊之間，多講王輔嗣《易》、杜元凱《左傳》；蓋青、齊居南北之中，故魏、晉經師之書，先自南傳于北。北學以徐遵明為最優，擇術最正；鄭注《周易》、《尚書》、《三禮》，服注《春秋》，皆遵明所傳；惟《毛詩》出劉獻之耳。其後則劉焯、劉炫為優，而崇信偽書，擇術不若遵明之正。得費甝《義疏》，傳偽孔古文，實始於二劉。二劉皆北人，乃傳南人費甝之學，此北學折入于南之一證。蓋至隋，而經學分立時代變為統一時代矣。
七、經學統一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