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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又云；「漢世鄭氏併為眾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鄭，《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于河北。」案漢儒經注，當時存者，止此三家；河北大行，可謂知所宗尚。而據《北史》，河、洛主服氏《左傳》外，不聞更有何氏《公羊》；且云：「《公羊》、《榖梁》，多不措意。」《儒林傳》載習《公羊春秋》者，止有梁祚一人；而劉蘭且排毀《公羊》。則此所云《公羊》大行，似非實錄。《公羊傳何氏解詁疏》二十八卷，《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雲徐彥；而徐彥亦不知何代人。近人王鳴盛謂即《北史》之徐遵明；以其文氣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為。洪頤煊引疏司空掾雲「『若今之三府掾。』三府掾，六朝時有之，至唐以後則無此稱矣；此疏為梁、齊間舊帙無疑。」姚范云：「隋、唐間不聞有三府掾，亦無三府之稱，意者在北齊、蕭梁之間乎？」據此二說，則以為徐遵明，不為無見。惟據《北史》，遵明傳鄭《易》、《尚書》、《三禮》，服氏《春秋》，不聞傳何氏《公羊》，其弟子亦無傳《公羊》學者；則謂彥即遵明，尚在疑似之間。《公羊疏》設問答；梁有《公羊傳問》九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愆期答；其書在隋並亡，或即徐《疏》所引。王愆期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見《書泰誓疏》引；兩漢人無此說，亦未可據。
《北史》又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蓋唐初人重南輕北，故定從南學；而其實不然。說經貴約簡，不貴深蕪，自是定論；但所謂約簡者，必如漢人之持大體，玩經文，口授微言，篤守師說，乃為至約而至精也。若唐人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不過名言霏屑，騁揮麈之清談；屬詞尚腴，侈彫蟲之餘技。如皇侃之《論語義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講，多以老、莊之旨，發為駢儷之文，與漢人說經相去懸絶。此南朝經疏之僅存於今者，即此可見一時風尚。江藩以其得自日本，疑為足利贋鼎；不知此等文學，非六朝以後人所能為也。《禮記疏》本皇、熊二家；熊安生北學，皇侃南學。孔穎達以為熊違經多引外義，釋經唯聚難義，此正所謂北學深蕪者。又以皇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以熊比皇，皇氏勝矣；此則皇氏比熊為勝，正所謂南人約簡者。而《郊特牲》疏云：「皇氏于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又隨事曲解，無所憑據；今皆略而不載。」此又孔穎達之所謂繁廣者。說禮本宜詳實，不嫌稍繁；皇氏之解《禮記》，視《論語義疏》為遠勝矣。《南史皇侃傳》，「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今《論語義》佚而復存，《禮記義》略見孔疏。
《南史儒林傳》《序》「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裡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于廬江河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輿駕，釋奠于先師先聖，申之以宴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敦獎未遑，……稍置學官，成業蓋寡。」案南朝以文學自矜，而不重經術；宋、齊及陳，皆無足觀。惟梁武起自諸生，知崇經術；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並見升寵，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蓋崇儒之效。而晚惑釋氏，尋遘亂亡，故南學仍未大昌。姚方興得《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于大行頭，梁武時為博士議駮，有漢宣、章二帝稱制臨決之風，而至今流傳。偽中之偽，是又梁武所不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