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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歆稱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自建元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據《儒林傳》讚：《書》、《禮》、《易》、《春秋》四經，各止一家；惟《詩》之魯、齊、韓，則漢初已分；申公、轅固、韓嬰，漢初已皆為博士。此三人者，生非一地，學非一師，《詩》分立魯、齊、韓三家，此固不得不分者也。其後五經博士分為十四：《易》立施、孟、梁丘、京四博士；《書》立歐陽、大小夏侯三博士；《詩》立魯、齊、韓三博士；《禮》立大小戴二博士；《春秋》立嚴、顏二博士；共為十四。《後漢儒林傳》云：「《詩》，齊、魯、韓、毛。」則不止十四，而數共十五矣。《儒林傳》明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是漢時《毛詩》不立學。《日知錄》以為衍一「毛」字，考訂甚確。漢人治經，各守家法；博士教授，專主一家。而諸家中，惟魯、齊、韓《詩》本不同師，必應分立；若施讎、孟喜、梁丘賀同師田王孫，大小夏侯同出張生，張生與歐陽生同師伏生，夏侯勝、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聖同師後倉，嚴彭祖、顏安樂同師眭孟，皆以同師共學而各顓門教授，不知如何分門，是皆分所不必分者。
漢人最重師法。師之所傳，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師說即不用。師法之嚴如此。而考其分立博士，則有不可解者。漢初，《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獨守遺經，不參異說，法至善也。《書》傳于伏生，伏生傳歐陽，立歐陽已足矣。二夏侯出張生，而同原伏生；使其學同，不必別立；其學不同，是背師說，尤不應別立也。試舉《書》之二事證之。伏生《大傳》以大麓為大麓之野，明是山麓；《史記》以為山林，用歐陽說；《漢書於定國傳》以為大錄，用大夏侯說，是大夏侯背師說矣。伏生《大傳》以孟侯為迎侯，《白虎通•朝聘篇》用之；而《漢書•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用小夏侯說，是小夏侯背師說矣。小夏侯乃大夏侯從子，從之受學，而謂大夏侯疏略難應敵；大夏侯亦謂小夏侯破碎大道。是小夏侯求異於大夏侯，大夏侯又求異於歐陽，不守師傳，法當嚴禁，而反為之分立博士，非所謂「大道多歧亡羊」者乎？《史記》云：「言《易》者本於楊何。」立《易》，楊已足矣；施、孟、梁丘師田王孫，三人學同，何分顓門；學如不同，必有背師說者。乃明知孟喜改師法，不用，後又為立博士，此何說也。京房受《易》焦延壽而託之孟氏，孟氏弟子不肯，皆以為非，而亦為立博士，又何說也。施、孟、梁丘，今不可考；惟京氏猶存其略。飛伏、世應，多近術數，是皆立所不當立者。二戴、嚴、顏不當分立，亦可以此推之。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榖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廢也，寧過而存之。」《漢書儒林傳》贊曰：「初《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案二說于漢立博士，敘述略同，施、孟、梁丘先後少異，劉歆欲立古文諸經，故以增置博士為例。然義已相反，安可並置；既知其過，又何必存；與其過存，無寧過廢。強詞飾說，宜博士不肯置對也。博士于宣、元之增置，未嘗執爭；獨于歆所議立，力爭不聽。蓋以諸家同屬今文，雖有小異，尚不若古文乖異之甚。然防微杜漸，當時已少深慮。范升謂：「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據范氏說，可見漢時之爭請立學者，所見甚陋，各懷其私。一家增置，余家怨望；有深慮者，當豫絶其萌，而不可輕開其端矣。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王莽、劉歆所為，尤不足論。光武興，皆罷之。此數經，終漢世不立。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案宋以後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為十三經，如趙氏言，則漢初四經已立學矣。後世以此四經並列為十三經，或即趙氏之言啟之。但其言有可疑者，《史記》、《漢書儒林傳》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進者。」既雲具官，豈復增置；五經未備，何及傳記。漢人皆無此說，惟劉歆《移博士書》有孝文時諸子傳說立於學官之語，趙氏此說當即本於劉歆，恐非實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