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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之外，有《孝經》，亦稱經。《孝經緯鈎命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孔子已名其書為《孝經》。其所以稱經者，《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鄭注《孝經序》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為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鄭注《中庸》「大經大本」曰：「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漢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經》並稱。《史晨奉祀孔子廟碑》云：「乃作《春秋》，復演《孝經》。」《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蓋以《詩》、《書》、《易》、《禮》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經》乃孔子所作也。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據鄭說，是《孝經》視諸經為最要，故稱經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經傳》，是作傳者亦視諸經為先，與子夏《易傳》同時矣。二書，《藝文志》皆不載。
刪定《六經》之旨，見于《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據此，則孔子刪定《六經》，《書》與《禮》相通，《詩》與《樂》相通，而《禮》、《樂》又相通。《詩》、《書》、《禮》、《樂》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藝止七十二人；則孔門設教，猶樂正四術之遺，而《易》、《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
《史記》以《春秋》別出於後，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案《史記》以《春秋》別出於後，而解說獨詳，蓋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刪訂諸經為尤大，與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說《春秋》大義，亦與《孟子》、《公羊》相合，知有據魯、親周、故殷之義，則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說未可非矣。知有繩當世貶損之文，則知《左氏》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不足信矣。知有後世知丘罪丘之言，則知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者，尤大謬矣。（程子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切中漢以後說春秋之失。）
二、經學流傳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