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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學開闢的時代
凡學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變；不別其得失，無以獲從入之途。古來國運有盛衰，經學亦有盛衰；國統有分合，經學亦有分合。歷史具在，可明征也。經學開闢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經；猶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釋迦未生，不傳七佛之論也。《易》自伏羲畫卦，文王重卦，止有畫而無辭；（史遷、揚雄、王充皆止雲文王重卦，不雲作《卦辭》。）亦如《連山》、《歸藏》止為卜筮之用而已。《連山》、《歸藏》不得為經，則伏羲、文王之《易》亦不得為經矣。《春秋》，魯史舊名，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亦如晉《乘》、楚《檮杌》止為記事之書而已。晉《乘》、楚《檮杌》不得為經，則魯之《春秋》亦不得為經矣。古《詩》三千篇，《書》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卷帙繁多，而未經刪定，未必篇篇有義可為法戒。《周禮》出山岩屋壁，漢人以為瀆亂不驗，又以為六國時人作，未必真出周公。《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于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猶之刪《詩》為三百篇，刪《書》為百篇，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于經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辭》、（《史記•周本紀》不言文王作《卦辭》，《魯世家》不言周公作《爻辭》，則《卦辭》、《爻辭》亦必是孔子所作。）《彖》、《象》、《文言》，闡發羲、文之旨，而後《易》不僅為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筆削褒貶，為後王立法，而後《春秋》不僅為記事之書。此二經為孔子所作，義尤顯著。漢初舊說，分明不誤；東漢以後，始疑所不當疑。疑《易》有「蓋取諸益」、「蓋取諸噬嗑」，謂重卦當在神農前。疑《易》有「當文王與紂之事邪」，謂《卦爻辭》為文王作。疑《爻辭》有「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謂非文王所作，而當分屬周公。於是《周易》一經不得為孔子作；孔《疏》乃謂文王、周公所作為經，孔子所作為傳矣。疑《左氏傳》韓宣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之言，謂周公作《春秋》。於是《春秋》一經不得為孔子作；杜預乃謂周公所作為舊例，孔子所修為新例矣。或又疑孔子無刪《詩》、《書》之事，《周禮》、《儀禮》並出周公，則孔子並未作一書；章學誠乃謂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成矣。
讀孔子所作之經，當知孔子作《六經》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刪定《六經》，以教萬世。其微言大義實可為萬世之準則。後之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所謂「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後之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萬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經》之內。故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即萬世教科書。惟漢人知孔子維世立教之義，故謂孔子為漢定道，為漢製作。當時儒者尊信《六經》之學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為弘亮洪業、讚揚迪哲之用。朝廷議禮、議政，無不引經；公卿大夫士吏，無不通一藝以上。雖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未能盡行孔教；而通經致用，人才已為後世之所莫逮。蓋孔子之以《六經》教萬世者，稍用其學，而效已著明如是矣。自漢以後，闇忽不章。其尊孔子，奉以虛名，不知其所以教萬世者安在；其崇經學，亦視為故事，不實行其學以治世。特以歷代相承，莫之敢廢而已。由是古義茫昧，聖學榛蕪。孔子所作之《易》，以為止有《十翼》；則孔子于《易》，不過為經作傳，如後世箋注家。陳摶又雜以道家之圖書，乃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加于孔子之上，而《易》義大亂矣。孔子所定之《詩》、《書》，以為並無義例；則孔子于《詩》、《書》，不過如昭明之《文選》、姚鉉之《唐文粹》，編輯一過，稍有去取。王柏又作《詩疑》、《書疑》，恣意刪改，使無完膚，而《詩》、《書》大亂矣。孔子所作之《春秋》，以為本週公之凡例；則孔子于《春秋》，不過如《漢書》之本《史記》、《後漢書》之本《三國志》，鈔錄一過，稍有增損。杜《注》、孔《疏》又不信一字褒貶，概以為闕文疑義；王安石乃以《春秋》為斷爛朝報，而《春秋》幾廢矣。凡此皆由不知孔子作《六經》教萬世之旨，不信漢人之說，橫生臆見，詆毀先儒。始於疑經，漸至非聖。或尊周公以壓孔子，（如杜預之說《春秋》是。）或尊伏羲、文王以壓孔子，（如宋人之說《易》是。）孔子手定之經，非特不用以教世，且不以經為孔子手定，而屬之他人。經學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必以經為孔子作，始可以言經學；必知孔子作經以教萬世之旨，始可以言經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