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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五行之相，本不至于六。六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毛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疏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
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比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梁為污。雖無禁令，又何憂乎。
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レ奸，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レ奸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レ奸，則夫曹參者，是為逋逃主也。
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跡，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禦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系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內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福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于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
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系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竊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于《國風》，而至于《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
伏惟制策有「周以塚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谷，大計也。兵師，大眾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洪質之言，不宜兼于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于錢谷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眾，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皆以剝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奸之要。而韋洪質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
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于重。此制錢貨之本意。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于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