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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原子彈有極強的破壞力，可是又有誰清楚地知道它給人類帶來了多大的悲劇呢？」金井評論委員質問道。顯然，「目前廣島和長崎被全世界人民所認識是由於原子彈巨大的破壞力，人們並不瞭解原子彈爆炸後的人類悲劇。」「為使主辦這次廣島大會的廣島、長崎、靜岡三縣聯絡會議不單單停留在受社會黨、工會總評議會的親蘇路線影響下的和平運動這一水平上，而是使它發展成為覆蓋全日本的大眾性國民運動，有必要重新確認一下，國際社會、全世界的廣大人民是否真正瞭解發生在廣島、長崎、燒津的‘歷史慘案’。如果人們只把注意力放在原子彈的威力不如氫彈這些事情上，那麼，廣島的悲劇不是仍不會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而最終被人遺忘嗎？要明確和平的敵人是什麼，首先應作的努力是把原子彈爆炸後的真實情況告知世人。」所以，「現在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們，包括死者和現存者，他們從心底期望的，並不是說告訴大家原子彈的威力有多麼巨大，而是要告訴全世界的人們，災難之後給人類帶來了多麼慘重的悲劇。」他認為，為此應制訂《原子彈受害白皮書》向國際社會發出呼籲。同時，按照金井評論委員的設想，還必須制定一個「有關尚未解決的原子彈受害者問題的調查、健康管理、救援方案」。他所援用的「尚未解決的原子彈受害者問題」一詞所指的範圍十分廣泛，比如說，原子彈爆炸後離開廣島、長崎的人們的情況，目前還不得而知；沖繩地區的原子彈受害者正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從日本本土派來原子彈爆炸後遺症醫生，而這一情況更是鮮為人知；東京都內近
4千人的生活與健康狀況也無從知曉。
我們甚至不清楚自己城鎮裡的原子彈受害者的情況。對這些分散于日本各處的原子彈受害者一邊調查，一邊診治救援，也就是制定《原子彈受害白皮書》的運動。另外，還必須聽取在原子彈爆炸後進入市區遭受了兩次放射能影響的受害者們的「抱怨之聲」。他們如果不是「病到快死」的地步，就不能享有原子病醫療法中所規定的免費醫療。
而原子彈爆炸後遺症中所謂的「發病到死亡」，就意味着確死無疑。要使原子彈受害者生存下去，最必要的措施正是重藤院長所強調的那樣，儘可能早地發現病人血液的異常。
金井評論委員直率地說，關於《原子彈受害白皮書》的提交對象，他曾把這三個大會都列為候選。在這個問題上，他的猶豫和抉擇都暗示了某些問題。參加廣島大會的大多數人，完全無視京都方面的大會，認為只有自己的大會才是正統。他們對此深信不移，對大會感到滿意。
如果廣島大會的成員中，有人對大會持不滿或懷疑態度，京都大會的成員中，也有人對他們的大會同樣感到不滿和懷疑，而兩者之間又有進行討論的機會的話，雙方纔有希望通向統一之路。然而，絲毫沒有這種跡象。兩處大會的參加者們，都過于相信自己的正統性了。金井對這兩個大會和「禁止核試驗會議」做了客觀的分析和選擇。
身為記者的金井，在廣島度過的「沉默的十年」以及「聲討的九年」，無疑使他對動員大眾的集會產生了不信任的態度。然而，他克服了自己的偏見，帶著具體提案加入到廣島大會裡來。他的提案的現實性本身，就是對和平運動的分裂進行的最尖鋭最直接的批判，並且可以推而廣之地理解為對日本所有國民運動的批判。廣島普通人的心聲，正代表了所有日本人民的態度，這點，也體現了廣島作為「宿命之地」的特質。
金井評論委員這樣結束了他的提案說明。
"日本政府顯然是以保守黨派為內閣的政府。但這決不意味着日本政府只為保守黨派而存在。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世界上第
1個而且是唯一的原子彈爆炸受害國，為使國會通過對原子彈受害者實施救援的議案，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革新派，都有責任促使日本政府制定《原子彈受害白皮書》，並使它通過聯合國為世界人民廣泛瞭解。為此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其中必然孕育着全國範圍的和平運動，孕育着不再分裂的和平運動。
《原子彈受害白皮書》的制定以及國際性宣傳，也可以看做是全國人民參與的救援原子彈受害者、戰爭災難受害者的活動的一部分。明年是原子彈爆炸二十週年。如果能在這八月的廣島，在植根於遭受原子彈轟炸的體驗的和平運動中，產生一份提案，以便能夠面向世界，製作一個如實披露原子彈爆炸的受害情況的書面材料的話，這無疑能代表與會各位心中的希望，而這也一定會成為勢在必行的決策。"
在本次廣島大會的所有發言中，我認為這個提案是針對
1965年原子彈爆炸
20周年紀念所提的最接近本質的最先驅的意見。
在原子彈受害者懇談會上，我從一位受害者代表的發言中，又聽到了有關「十年沉默，九年聲討」的情況。發言者是一位失去了一隻眼睛的老人。提到這，我想起森瀧教授也失去了一隻眼睛。
19年前，教授還是廣島高等師範的教師。
他帶領學生來到支援前方的工廠做工。教授至今保留着那本濺滿墨水的日記。當天，他坐在桌前正在補寫昨天，也就是
1945年
8月
5日的日記。當他寫道：「美麗的朝霞。
製作五百根竹槍」時，就在這下一個瞬間，原子彈爆炸了。教授失去了一隻眼睛和他的學生。而在那白光閃過的一瞬，無數人便從此失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