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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 - 211 /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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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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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

「我們看到,只有少數工人家庭才能達到同囚犯差不多的營養,更不用說達到水兵或士兵的營養了。18471849年,比利時每個囚犯每天平均花費63生丁,同工人每天的生活費用相比還有一個13生丁的差額。管理費和監視費可由囚犯不付房租來抵銷…… 但是多數工人,甚至可以說大多數工人的生活過得還要儉樸,這是怎麼回事呢?這只是由於工人採取了只有他們自己才瞭解其中秘密的應急措施;他們減少了每天的口糧;吃黑麵包而不吃白麵包;少吃或者根本不吃肉;少用或者根本不用奶油和調味品;一家大小擠在一兩間小屋裡,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往往就睡在同一張草墊子上;他們節減服裝、洗濯和清潔用品的開支;放棄星期天的消遣;總之,他們決心過最痛苦的貧困生活。工人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只要生活資料的價格稍稍上漲一點,或者一旦無工可做,或者生病,都會加深工人的貧困,使他完全毀滅。

債台高築,借貸無門,衣服和絶對必需的傢具也送進當鋪,最後是全家申請列入貧民名冊。」


  

其實,在這個「資本家的樂園」裡,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發生最微小的變動,就會引起死亡和犯罪數字的變動!邊際效應極大,但這是現代庸俗經濟學的邊際革命絶對不會予以理睬的。見《協會呼籲書:佛來米人,前進!》1860年布魯塞爾版第12全比利時共有93萬個家庭。據官方統計,其中富有的家庭選民9萬戶,共45萬人;城鄉下層中產階級家庭39萬戶,共195萬人,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正在不斷地下降為無產階級。最後,工人家庭45萬戶,共225萬人,其中的一些模範家庭正在享受着杜克佩西奧所描寫的那種幸福。

在這45萬戶工人家庭中,列入貧民名冊的竟達73720萬戶以上!

(e)不列顛的農業無產階級

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對抗性質,在任何地方再也沒有比在英格蘭農業包括畜牧業的進步和農業工人的退步上表現得更為殘酷的了。在考察農業工人的現狀之前,我們先略微回顧一下過去。在英格蘭,現代農業是在十八世紀中葉出現的,雖然生產方式由以發生變化的基礎,即土地所有權關係的變革還要早得多。

阿瑟·楊格雖是一個膚淺的思想家,但不失為一個精確的觀察家,我們從他關於1771年農業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這些農業工人同他們十四世紀末「生活得很富裕並且能積累財富」的先人比較起來,扮演着非常可憐的角色,更不用說同「英格蘭城鄉勞動者的黃金時代」十五世紀相比了。但是我們用不着追溯這麼遠。在1777年的一部內容十分豐富的著作中寫道:

「大租地農場主几乎上升到紳士的地位,而貧困的農業工人几乎被踩到地下去了。把今天農業工人的狀況和40年前的狀況比較一下,他們的不幸處境是一目瞭然的……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農場主狼狽為奸,壓榨工人。」738

接着作者又詳細地證明,農村中的實際工資從1737年到1777年几乎降低了1/425%。當時理查·普萊斯博士也說:

「現代政治袒護國民中的上層階級;其結果是,整個王國遲早終將只由紳士和乞丐,貴族和奴隷組成。」

但是英格蘭農業工人在1770年至1780年期間的狀況,無論就他們的營養和居住狀況來說,或者就他們的自尊感和娛樂情況等等來說,都成了以後再也沒有達到過的理想。他們的平均工資如果用小麥來表示,1770年至1771年是90品脫,到伊登時代1797已經只有65品脫,而到1808年時則只剩下60品脫了。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反雅各賓戰爭末期農業工人的狀況,在這次戰爭中,土地貴族、租地農場主、工廠主、商人、銀行家、交易所騎士、軍火商等等大發橫財。同時,一方面由於銀行券貶值,另一方面由於同銀行券貶值無關的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名義工資也提高了。但是工資的實際變動情況,用不着在這裡詳細論述,用很簡單的方法就可以說明。濟貧法及其行政機關在1795年和1814年並沒有什麼變化。


  

我們還記得這項法令在農村中是怎樣實施的,那就是由教區以救濟形式把名義工資補足到只夠工人勉強餬口的739名義數額。租地農場主支付的工資和教區貼補的工資不足額之間的比率說明兩件事:第一,工資已經降到它的最低限額以下;第二,農業工人在何種程度上成了既是僱傭工人又是需要救濟的貧民,或者說,在何種程度上被變成了他所在的教區的農奴。我們選一個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況的郡來說吧。在北安普頓郡,1795年平均周工資是7先令6便士,一個6口之家的年支出總額是3612先令5便士,收入總額是2918先令,由教區貼補的不足額是614先令5便士。

1814年,該郡周工資是12先令2便士,一個5口之家的年支出總額是5418先令4便士,收入總額是362先令,由教區貼補的不足額是186先令4便士。可見,在1795年,不足額占工資的1/4弱,而到1814年竟占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伊登曾經在農業工人小屋中看到過的那種略感舒適的情景,到1814年早已無影無蹤了。從此以後,在租地農場主飼養的各種牲畜中,工人這種會說話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壞和虐待得最殘酷的了。

這種狀況一直平靜無事地繼續下去,直到

1830年斯溫暴動使我們〈即統治階級〉在燃燒着的麥垛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在農業英格蘭的表面下也象在工業英格蘭的表面下一樣,充滿着貧困和燃燒着陰森的反叛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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