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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在某個上面談到過的那種院子裡幹活，每天得一張麵包票和
3便士。這時他正好回家吃午飯。他苦笑着對我們說，他餓極了；他的午飯只有幾片薄薄的塗著油的麵包和一杯沒有牛奶的清茶…… 我們又敲第二家的門，開門的是一個中年婦女，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就把我們領進一間狹小的後屋，一家大小都在那裡一聲不響地坐著，獃望着快要熄滅的火。他們臉上和他們的小屋裡籠罩着的那種淒涼絶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願看到類似的景象。
婦人指着她的孩子們說：『先生，他們已經
26個星期沒有活幹了。我們所有的錢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們的父親在光景好時積蓄下來準備困難時用的。請你們看吧！』她几乎是發狂似地喊着，一邊拿出一本存取款項寫得清清楚楚的銀行存摺；我們從上面可以看出，這筆小小的財產最初怎樣從
5先令開始存起，怎樣一點一點地增加到
20鎊，然後又怎樣逐漸消失，從若干鎊減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後一次提款使存摺變得象一張白紙一樣一文不值。這家人每天從貧民習藝所領到一頓救濟飯…… 接着我們訪問了一個曾在造船廠工作的愛爾蘭人
734的妻子。
我們發現她已經餓病了，穿著衣服躺在一張墊子上，勉強算蓋着一條毯子，因為所有的被縟都已進了當鋪。兩個可憐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來孩子們自己正需要母親的照顧。已經
19周被迫無事可幹，致使她陷入這樣的境地。她在講述她的痛苦經歷的時候唉聲嘆氣，彷彿失去了對美好未來的一切希望…… 我們走出房子的時候，有一個年輕人跑來要我們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幫他一點忙。
一個年輕的妻子，兩個可愛的小孩，一卷當票，一間空房——這就是他指給我們看的一切。」
下面我們再從托利黨的報紙上摘引一段描述
1866年危機的余痛的報道。不要忘記，這裡談到的倫敦東頭，不僅是本章所談到的鐵船製造業工人的中心，而且還是工資一向低於最低額的所謂「家庭勞動」的中心。
「昨天在這個大都會的一角出現了一幅可怕的情景。東頭的好幾千失業工人雖然沒有打着黑色喪旗成群結隊地遊行，但是這股人潮已經夠嚇人的了。讓我們想想這些人受着怎樣的苦難吧。他們快要餓死了。
這是一個簡單而可怕的事實。他們共有
4萬人…… 在我們面前，在這個不可思議的大都會的一個區，一邊是曠古未有的最大量財富的積累，而緊挨着它的旁邊的是
4萬個走投無路的行將餓死的人！現在這成千上萬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區；這些一直處于半饑餓狀態的人向我們大聲訴苦，向天哀號，向我們訴說他們的破爛不堪的住所，他們無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沒有用。而地方上交納濟貧稅的人，由於教區的勒索，也瀕于需要救濟的赤貧的邊緣了。」看來濟貧稅的主要承擔者，也不是收入高的富人。
1867年4月5日《旗幟報》英國的資本家中間流行着一種說法，認為比利時是工人的樂園，因為據說「勞動的自由」，其實也就是「資本的自由」，在那裡既不受工聯專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廠法的侵犯。因此，我在這裡應談一談比利時工人的「幸福」。關於這種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沒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奧先生更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奧先生是比利時監獄和慈善機關的總監，也是比利時中央統計委員會的委員。
現在讓我們來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時勞動階級的經濟預算》
1855735年布魯塞爾版。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比利時的標準工人家庭，該書根據非常精確的材料算出了這個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後又把它的營養狀況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營養狀況作了比較。這個家庭有「父親、母親和
4個孩子」。這
6個人中「有
4個人可以全年就業而有所收益」；假定「他們中間沒有生病的和不能勞動的人」，他們「除了交納為數極少的教堂坐位費以外，在宗教、道德和精神需要方面沒有什麼開支」，他們不「在儲蓄銀行存款或交納養老準備金」，沒有「奢侈品的開支或其他的多餘的開支」。
只有父親和大兒子抽點煙，星期天上個酒館，這些總共每週花
86生丁。
「根據不同行業同意付給工人的工資的綜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資的最高平均額，男人是
1法郎
56生丁，婦女是
89生丁，男孩是
56生丁，女孩是
55生丁。按照這個標準計算，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過
1068法郎……我們把這個當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計算進去了。但是，既然我們也給母親算上一筆工資，這樣，我們就使她無法料理家務了；誰來看家和照顧小孩呢？誰來做飯、洗衣服和縫縫補補呢？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難題。」
根據這個算法，這個家庭的預算是：
1日的工資額
300個工作日的工資總額
父親
1.
56法郎
468法郎
母親
0.
89法郎
267法郎
兒子
0.
56法郎
168法郎
女兒
0.
55法郎
165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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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068法郎
工人如果要達到下述各種人的營養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額和不足額如下：
736支出額
不足額
水兵的營養…………………
1828法郎
760法郎
士兵的營養…………………
1473法郎
405法郎
囚犯的營養…………………
1112法郎
44法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