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頁
然而，從歷史的角度看，儘管對思想革命的特點有些誇大，但它的主要成功，在於引進了西方的思想和推毀了中國的傳統，而不是創造了新的思想體系和新的哲學學派。批判性地重估中國與西方的文明來錘煉一種新文化，這一公然的做法，只是激起了一系列爭論和論戰，而沒有創造出新文化。但是，卻為創造性地採用外國的觀念和體制，以處理中國的局勢，奠定了基礎。不管是沿著進化的抑或革命的路線，最終目的是一樣的：創造一個完全現代但與眾不同的新中國來拯救民族。
第二十二章 思潮澎湃和反帝運動中的國家統一
思想革命之後，兩個重大的政治事件發展起來，作為對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的反響。一件是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另一件是國民黨的改組。兩個事件的發展對塑造中國現代史的進程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1921年
中國人接觸馬克思主義大約開始於
1905年左右，這時《民報》
第二期刊登了一篇馬克思(Karl Marx)的傳記。1908年初，無政府主義雜誌《天義報》刊登了譯自日文版本的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寫於1888年的《共產黨宣言序言》，也即是《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章 和節 選自恩格斯《家庭的起源》的片段。儘管中國人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學社會主義」創建之父有了初步認識，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影響仍很微弱，一直要到五四運動時期、布爾什維克革命在俄國取得成功，才充分顯示這一思想的威力。在凡爾賽會議上，外國宣佈對山東問題的處置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國家失去了信任，並且發覺很難將西方同時間地看成為導師和壓迫者。
因此，批判西方的理念和思想成為當時的風氣，而知識分子中極有影響力的人士受到聖西蒙(saint-Simon)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克魯泡特金(Kropotkin)和巴枯寧(Bakunin)的無政府主義，以及馬克思的革命哲學所吸引。社會主義吸引人的地方，在於能夠提供摒棄「中國昔日傳統和西方今日操縱」的實踐思想。
1此外，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理想目標還沒有在西歐和美國出現，中國如能接受社會主義，將可以在思想上領先於資本主義國家。這一微妙的心理滿足感，來自與西方打交道時的普遍失落感及為克服這種情緒的內在慾望，因此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特別具吸引力。
馬克思主義在思想和心理上的吸引力，因為有蘇維埃的友好示意和誘人的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而進一步增強。莫斯科急於要贏取友誼和樹立新形象，兩次宣佈
1918年和
1919年
2願意放棄舊沙皇在中國的特權和利益。儘管在
1920年的時候，蘇維埃的立場有些改變，並且建議透過談判廢除不平等條約
作為贏取中國承認的方法
但蘇維埃的舉動最終還是帶來了良好的影響，因為這不僅顯示了一種主動和單方面的友好姿態，而且與傲慢貪婪的帝國主義列強的行為完全不同。
在這種友好示意之外，還有那振奮人心的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列寧宣佈，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不可避免的產物；當資本主義到達頂點時，正如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早期那樣，便不得不追求海外市場，以銷售過剩產品及購買原材料。此時，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相互猜忌與競爭，必將導致衝突和最終滅亡。因此，亞洲和其它不發達地區的受壓迫人民，應該奮起反抗外國帝國主義，加速擺脫外國枷鎖。
列寧主義的理論，給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慰藉，因為它不僅譴責西方應為中國的苦難負責及預言資本主義的即將滅亡，而且也在世界革命中給亞洲一個席位
反駁了大多數歐洲馬克思主義者先前的立場，堅持認為世界的問題只能在西方及靠西方來解決。
事實上，馬列主義在思想上的吸引力、蘇維埃政權的主動示好及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實際成功，共同在中國創造了一股澎湃的思潮。馬列主義研究小組開始大量湧現，以追求知識和言論自由而著稱的國立北京大學成為激進主義的溫床。早在
1918年中期，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便公開承認信奉馬克思主義，並且稱讚布爾什維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同樣重要，是一種「偉大的、世界性的及基本的力量」。他預示中國將經歷一場更偉大的再生革命，並于
1918年秋創建了新潮社，不久又創建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李大釗在
1918年
11月號的《新青年》上，撰文慶祝「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又于
1919年編輯了一期馬克思主義專號。他在圖書館的辦公室也幽默地冠以「紅樓」的名稱，年輕而熱切的追隨者經常到這裡來拜訪，包括他的學生瞿秋白和張國燾，以及他在圖書館的助手毛澤東
這幾個人注定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未來領導人。
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衝擊，與五四運動的力度一樣，產生令人震驚的效果。然而初期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熱烈支持民主、自由和國際主義，而沒有太關注帝國主義問題，現在他們堅決地切斷對西方的依賴，並發誓要將中國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政治上的行動主義成為新的口號。在這批如夢初醒和熱情好戰的知識分子中，最重要的是陳獨秀。
他深受五四運動中學生所起的作用的強烈影響，也參加了隨後的遊行，但于
1919年
6月
11日被投進了監獄。他于
9月時獲釋後，在保守派的壓力下辭去大學的職位。他以上海為其新居所，更加沉湎于馬克思主義。到
1920年中期，他對西方的信任已徹底破產，並且認為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用來「欺騙人類以保持政治力量」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