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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的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時，社會和政治問題亟須迫切和直接的解決，但胡適及其追隨者在宣揚「多研究些問題」後，竟鑽研起文學批評、古代史和考據這些不大實際的工作來。另一方面，許多「主義」和提倡根本變化的人走到工農中，直接研究他們的問題。很明顯，胡適沒有看到實用主義是穩定的美國社會的產物，那裡容許自由檢驗問題和實行改造，而軍閥混戰時期的中國，完全缺乏實驗和逐步改造所必須的社會政治條件。
334.
3到東方去!到西方去!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許多中國人恍然大悟，梁啟超譴責西方帝國主義和盲目崇拜科學是衝突的根源，並且認為中國重精神的思想可以矯正這種不平衡現象。《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作者梁漱溟也為努力保衛中國文明的完整性而反對科學與民主，他宣稱人類的生活依賴其基本的精神，所以犧牲中國自己的精神而支持外國的道德準則和體制，這是自損其命。然而，我們應該只從自己的立場出發，發展本身的長處。
34二梁貶抑西方的物質文明，也相應地頌揚中國的精神文明；兩人都督促國人：「到東方去!」
相反，胡適和其它一些西化提倡者喊道：「到西方去!」吳稚暉痛罵梁漱溟為「十七世紀的無用之物」。胡適宣佈，中國不但是在科學與科技方面落後於西方，而且在每一方面
政治、文學、音樂、藝術、精神面貌，甚至是體形。
35儘管如此，提倡西化的人仍對科學地和批判地重估中國的文化遺產表示興趣。胡適用西方的研究途徑和方法，完成了《中國哲學史大綱》。
在這本書裡，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無先例的理論：中國古代的名家嚴格講來並不是一個學派，百家中的每一個學派都有它自己的邏輯思維方法。梁啟超也表現了同樣的近代學術風範，重新研究了古代哲學家墨子的著作，也編撰了不少著作，其中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和《清代學術概論》。
36同樣聞名的是北大的「疑古派」，
37他們徹底研究古代典籍和歷史，對它的真實性提出疑問，並推翻傳統觀點認為孔子是這些作品的編纂者。毋庸置言，民族遺產的重估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大功績，也極大的擴展了它的領域。
5.結論
1917-
1923年的思想革命，代表了中國對西方衝擊的第三階段回應。第一階段
從
1861年至
1895年的自強運動
在外交與軍事現代化方面做了粗略的嘗試；第二階段
從
1898年至
1912年的變法與革命時代
是接受西方政治體制的時期。
1917-
1923年的思想覺醒，標誌了從傳統的中國基礎向完全西化的進一步轉變。到
1920年，中國已名副其實是現代世界的一部分了。
對新文化運動意義的評價，因立場不同而出現分歧，自由主義者宣稱這是一場解放舊思想、舊道德、舊價值觀及肯定人權的運動。新文學文體的誕生和白話文正式的採用，令一些人視五四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然而，保守主義者卻攻訐這場運動對青年產生腐化影響及對傳統思想不尊重，儘管他們也承認這場運動在激發民族主義方面的作用。激進者頌揚這場運動，李大釗稱讚它不僅是一場愛國運動，而且是「人類解放的一部分」；毛澤東形容這場運動是由知識分子領導，工人、學生和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統一戰線所策動的「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38同樣，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學家把
1919年
5月
4日視為分水嶺，將八十年的「舊民主」時期和「新民主」時期分開，在後一歷史時期，無產階級成為一支自覺的、獨立的政治力量，而共產主義發展成為中國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中越來越強大的意識形態工具。
撇開這些不同的觀點不論，五四運動本質上是一場「社會
政治
思想」革命，目的是要贏得民族獨立、個人解放，以及創造一種新文化，批判地和科學地重估民族遺產及有選擇地接受外國文化。這場運動的領導者認為，「思想基礎」的徹底改變，是現代化和民族振興成功的先決條件。舊道德、舊習俗、舊文學、舊的社會關係，以及舊的經濟和政治體制，都受到了貶抑性的攻擊，以為新興的體制開闢道路。然而，新文化卻姍姍來遲，五四運動在摧毀昔日方面比在創造未來方面更為有效。
然而，有三項功績卻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文學革命導致
1920年白話文的正式確立和以方言寫作的新文學的興起，這種文體以人文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為基礎。現在，文學扮演了給公眾灌輸社會意識的訓導角色
「從文學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學」。
第二，各種的外來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湧入，在社會重建和民族振興方面產生了兩種相反的觀點：由胡適闡釋、後來為國民黨部接受的實用主義及逐步進化方法；與中國共產黨採用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方法。從
1921年以降的中國現代史，主要是這兩個黨派及其不同途徑鬥爭的歷史。
第三，民族主義的加強刺激了少年中國(Young China)的崛起，使它對自己在現代世界中岌岌可危的地位異常敏感，對掌控自己的命運十分珍惜。這種態度所產生的心理重建和民族自信，部地補償了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孱弱感和卑賤感。結果是，對外國帝國主義的猛烈反抗及對結束不平等條約的強烈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