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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巳類稿·易安事輯》書後]李易安改嫁，千古厚誣。歙人俞理初為《易安事輯》以辨之，詳矣，備矣。惟張汝舟崇寧五年進士，毗陵人，見《咸淳毗陵志》。欽宗時，知紹興府，見《會稽志》。
建炎三年，以朝奉郎直秘閣，知明州。十二月，召為中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四年，兼管安扶使。復以直顯謨閣知明州，見《四明圖經》。
五月，上過明州，歷奉儉簡遷一官。六月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元年三月，往池州措置軍務，尋為監諸軍審計司。二年九月，以妻李氏訟其唐朝增舉數入官，有司當汝舟私罪，徒，詔除名，柳州編管，見《建炎以來要錄》。
由汝舟既確有其人，以李氏訟編管，亦確有其事。理初僅以怨家改啟，證易安無改嫁事，幾若汝舟亦屬子虛，不足以釋千古之疑，而折服李心傳之心。愚按：汝舟即飛卿之名，妻字上當奪趙明誠三字耳。高宗性好古玩，與徽宗同，汝舟必以進奉得官，因進奉而徵及玉壺，因玉壺之失而有獻璧北朝之誣，因獻璧北朝之誣，而易安有妄增舉數之報。
復不然，唐朝增舉數，與妻何害？既不應興訟，朝廷亦豈為準理耶？惟李氏被獻璧北朝之誣，人人代抱不平，故李氏一控，而汝舟即奪職編管。汝舟無可泄憤，改其謝啟，誣為改嫁，認為伊妻。其啟即汝舟所改，非別有怨家也。請列五證以明之：汝舟先官秘閣直學士，復官顯謨直學士，故曰飛卿學士。
其證一也。頌金之謗，崇禮為之左右得解，事在建炎三年，是時崇禮官中書舍人，故曰內翰承旨。汝舟之貶，事在紹興二年，則崇禮已為侍郎，翰林學士當曰學士侍郎，不得曰內翰承旨矣。其證二也。
若《要錄》原本無趙明誠三字，注文既敘明李格非女矣，何不敘趙明誠妻改嫁汝舟乎？其證三也。男女婚嫁，世間常事，朝廷不須問，官吏豈有文書。啟云：弟既可欺，持官文書來即信。當指蜚語上聞，置獄而言。
改嫁不必由官，有何官文書之有？其證四也。獻璧北朝，可稱不根之言。若改嫁確有其事，何得雲不根之言？其證五也。心傳誤據傳聞之辭，未免疏謬，若謂采鄙惡小說，比附文案，豈張汝舟亦無其人乎？必不然矣。
《儀顧堂題跋》李慈銘
[書陸剛甫觀察《儀顧堂題跋》後]陸氏心源《儀顧堂題跋》十六卷，其中可取者甚多。其書《癸巳類稿·易安事輯後》謂張汝舟，毗陵人，崇寧五年進士，見《咸淳毗陵志》。又引《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紹興二年九月，張汝舟為監諸軍審計司，以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詔除名，柳州編管。則汝舟既確有其人，以李氏訟編管，亦確有其事。
汝舟即飛卿之名，妻字上當脫趙明誠三字。高宗性好古玩，汝舟必以進奉得官，因進奉而徵及玉壺，因玉壺失而有獻璧北朝之誣，因獻璧之誣而易安有妄增舉數之報。蓋獻璧之誣，人人代抱不平，故李氏一控，而汝舟即奪職編管；汝舟無可泄憤，改其謝啟，誣為改嫁，認為伊妻，其啟即汝舟所改，非別有怨家也。則殊臆決不近理。
案《嘉仄會稽志》載：宣和五年，張汝舟以降授宣教郎直秘閣，知越州。越為望郡，是汝舟在徽宗時已通顯。《乾道四明圖經》載：建炎四年，張汝舟以直顯謨閣知明州，兼管內安撫使，數月即罷。《圖經》載：是年汝舟之前，已有劉洪道、向子忞二人。
汝舟之後，為吳懋，以建炎四年八月到任。是汝舟在州不過一、二月。《系年要錄》載：紹興二年九月，汝舟除名，時官止右承奉郎，則仕宦頗極沈滯，安見其以進奉得官？高宗頗好書畫，未聞其好器玩。易安《金石錄後序》言：聞張飛卿玉壺事發，在建炎三年九、十月間，時明誠甫于八月卒，高宗方為金人所迫，流離奔竄，即甚荒暗之主，尚安得留心玩好，令人以進奉博官。
汝舟之名，與飛卿之字，亦不相配合。且序言：飛卿所示玉壺，實珉也，旋復攜去，則壺並不在德甫所，安得妄告朝廷，徵之趙氏？且《要錄》言：時建康置防秋安撫使，擾攘之際，或疑其饋璧北朝，言者列以上聞。或言：趙、張皆當置獄。是明謂言官所發，飛卿方有對獄之懼，豈有自發而自誣之理？易安《後序》亦謂：何人傳道，妄言頌金。
是並無怨飛卿之事，安得謂人人代抱不平，易安故訟其妄增舉數以為報復。至謂其啟即汝舟所改，尤非情理。汝舟以進士歷官已顯，豈肯自謂駔儈下才，及視聽才分，實難共處。且人即無良，豈有冒認嫠婦以為已妻。
趙、李皆名人貴家，易安婦人之傑，海內眾著，又將誰欺？雖喪心下愚，亦不至此。《要錄》大書「右承奉郎、監諸軍審計司張汝舟屬吏，以汝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其文甚明，安得謂妻上脫「趙明誠」三字？陸氏謂：妄增舉數，何與妻事，朝廷亦豈為準理，則閨房之內，事有難言，增舉入官，欺罔朝廷，安得置之不理？此等事惟家人得知之，故發即得實。若它人之婦，何從知之。
惟易安必無再嫁之事，理初排比歲月，證之甚明。今即《要錄》所載此一節，核其年月，更可瞭然。易安《金石錄後序》，自題紹興二年玄黓壯月甲寅朔，易安室題。《要錄》系訟增舉事于紹興二年九月戊午朔，相去一月，豈有三十日內，忽在趙氏為嫠婦，忽在張氏訟其夫，此不待辨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