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然沒有收人家的汽車，兩個人跑到郊外樹林裡去談判，我很緊張——畢竟收了人家的小禮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虛得緊，居然向着這個日本人流下淚來。
我一哭，那個好心的人也流淚了，一直說：「不嫁沒關係，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嚇到了你，對不起。」
那時候我們之間是說日文的，以前我會一點點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為這個朋友懂得耐心的教，他絶對沒有一點大男人主義的行為，是個懂得愛的人，可是我沒想過要結婚。我想過，那是在台灣時。跟這日本同學，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在戀我，我迷迷糊糊地受疼愛，也很快樂，可是也不明白怎麼一下子就要結婚了。
為了叫這個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國同學的花。我跟德國同學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兩人介紹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澀，還是很大方地跟對方握握手，將我拉近，親吻了我的面頰，笑道再見。
當年害慘了那位日本同學，後來他傷心了很久很久。別的日本同學來勸我，說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說日本人要自殺。自殺其實不至于，我十分對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見他，而兩個人都住在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門外的大樹下站着，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樓窗帘後面看他，心裡一直向他用日文說：「對不起，對不起。
」
學業結束之後，我去了德國。
我的德國朋友進了外交部做事，我還在讀書。那時候我們交往已經兩年了。誰都沒有向誰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國朋友拉了我去百貨公司，他問我一床被單的顏色，我說好看，他買下了——雙人的。
買下了被單兩個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沒有說話，我突然想發脾氣，也沒發，就開始死不講話，他問什麼我都不理不睬，眼含着一汪眼淚。
過了幾小時，兩個人又去百貨公司退貨，等到櫃檯要把鈔票還給我們時，我的男友又問了一句：「你確定不要這條床單？」我這才開口說：「確定不要。」
退了床單，我被帶去餐館吃烤鷄，那個朋友才拿起鷄來，要吃時，突然迸出了眼淚。
過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機場送我上機，我去了美國。上機的時候，他說：「等我做了領事時，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這算求婚。他等了
22年，一直到現在，已經是大使了，還在等。
我是沒有得到堂兄們允許而去美國的，我的親戚們只有兩位堂兄在美國，他們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國，不要去，因為沒有一技之長，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國找好事情，開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電話。小堂哥發現我在的大學裡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國同學在，立即撥了長途電話給那位在讀化學博士的朋友，請他就近照顧孤零零的堂妹。
從那個時候開始，每天中午休息時間，總是堂哥的好同學，準時送來一個紙口袋，裡面放著一塊豐富的三明治、一支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飯。每天。
吃了人家的飯實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麼關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後來，他開始悲傷了，我開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對我說：「現在我照顧你，等哪一年你肯開始下廚房煮飯給我和我們的孩子吃呢？」
那時候，追他的女同學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長途電話裡也語重心長地跟我講：「妹妹，我這同學人太好，你應該做聰明人，懂得我的鼓勵，不要錯過了這麼踏實的人。」我在電話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掛下電話，看見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然又嘩嘩的流淚，心裡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協而又那麼的不快樂。
當我下決心離開美國回到台灣來時，那位好人送我上機先去紐約看哥哥再轉機回台。他說：「我們結婚好嗎？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灣。」我沒有說什麼，伸手替他理了大衣的領子。
等我人到紐約，長途電話找來了：「我們現在結婚好嗎？」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賴也可以親近的，可是被人問到這樣的問題時，心裡為什麼好像死掉一樣。
我回到台灣來，打網球，又去認識了一個德國朋友。我在西班牙講日文，在德國講英文，在美國講中文，在台灣講德文——。
那一回，一年之後，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問我：「我們結婚好嗎？」我說：「好。」清清楚楚的。
我說好的那一霎間，內心相當平靜，倒是
45歲的他，紅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們去印名片。名片是兩個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型，選了薄木片的質地，一再向重慶南路那家印刷店說，半個月以後，要準時給我們。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還沒有去拿，
17年已經過去了。
說「好」的那句話還在耳邊，挑好名片的那個晚上，我今生心甘情願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醫生說，心臟病嘛，難道以前不曉得。
那一回，我也沒活，吞了藥卻被救了。
就那麼離開了台灣，回到西班牙去。
見到荷西的時候，正好分別
6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時間。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長大了以後，跟眼淚總是分不開關係。那是在某一時刻中，總有一種微妙的東西觸動了心靈深處。無論是人向我求，總是如此。
荷西的面前，當然是哭過的，我很清楚自己，這種能哭，是一種親密關係，不然平平白白不會動不動就掉淚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歸還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說，也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