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是想不通：他不跟她講，怎麼她就會知道要訂婚了。
我們這一代是怎麼回事？就去問了弟弟。
弟說：「神經病，講這個做什麼嘛！」
那是大弟。也問了小弟，當時他夫婦兩人都在，聽見問求婚，就開始咯咯的笑個不停，弟妹笑得彎腰，朝小弟一指，喊：「他——」小弟跳起來拿個椅墊往太太臉上用力一蒙，大喊：「不許講——。」臉就嘩一下紅了起來。
「反正你們都不講，對不對？」我點起一支菸來，咬牙切齒的瞪着他們。
「我們是保守派，你是周末派。」弟妹說。
他們不肯講求婚，表情倒是很樂，美得冒泡泡，可見滋味甜蜜。
求婚這種事情，其實並沒有那麼傖俗，雖然目的只有一個——結婚，可是方程式太多，說說也是很有趣的。
我的第一次求婚意向發生得很早，在小學最末的一年，這篇童年往事寫成了一個短篇叫做《匪兵甲和匪兵乙》，收錄在《傾城》那本書中去。
總而言之，愛上了一個光頭男生，當然他就是匪兵甲。我們那時演話劇，劇情是「牛伯伯打游擊」。我演匪兵乙。匪兵總共兩人，乙愛上甲理所當然。
為了這個隔壁班的男生，神魂顛倒接近一年半的光景，也沒想辦法告訴他。可是當時我很堅持，認定將來非他不嫁。這麼單戀單戀的，就開始求婚了。
小小年紀，求得很聰明。如果直接向匪兵甲去求，那必定不成，說不定被他出賣尚得記個大過加留校察看什麼的。所以根本不向當事人去求。
我向神去求。
禱告呀——熱烈的向我們在天上的父去哀求，求說：「請你憐憫，將來把我嫁給匪兵甲。」
這段故事回想起來自然是一場笑劇，可是當日情懷並不如此，愛情的滋味即使是單戀吧，其中還是有着它的痴迷和苦痛。小孩子純情，不理什麼柴米油鹽的，也不能說那是不真實。
等到我長到
16歲時，那個匪兵甲早已被忘光了，我家的信箱裡突然被我拿到一封淡藍色信封信紙的情書。沒貼郵票，丟進來的。
從那時候開始，每星期一封，很準時的，總會有一封給我的信。過了好幾個月，我在巷子裡看見了那個寫信的人——一個住在附近的大學生。沒有跟他交談，只是看了他一眼，轉身輕輕關上大門。
那個學生，寒暑假回到香港僑居地時，就會寄來香港的風景明信片，說：「有一天，等我畢業了，我要娶你，帶你來坐渡輪，看香港的夜景。」
我的父母從來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存在過，信件我自己收起來，也不說什麼，也不回信。
偶爾我在黃昏時出門，他恰好就站在電線杆下，雙手插在口袋裏，相當沉着也相當溫柔平和的眼神朝我望着。我直直的走過他，總是走出好幾步了，才一回頭，看他一眼。
這半生了，回想起來，那個人的眼神總使我有着某種感動，我一點也不討厭他。
兩年之後，他畢業了，回港之前的那封信寫得周詳，香港父親公司地址、家中地址、電話號碼，全都寫得清清楚楚。最後他寫着：「我不敢貿然登府拜訪，生怕你因此見責于父母，可是耐心等着你長大。現在我人已將不在台灣，通信應該是被允許的。我知你家教甚嚴，此事還是不該瞞着父母，請別忘了，我要娶你。
如果你過兩三年之後同意，我一定等待……。」
那時，我正經過生命中的黯淡期，休學在家好幾年，對什麼都不起勁，戀愛、結婚這種事情不能點燃我生命的火花，對於這一個痴情的人，相連的沒有太多反應。
後來，那種藍信封由英國寄來，我始終沒有回過一封信，而那種期待的心情，還是存在的，只是不很鮮明。如果說，今年有人求過婚，那位溫柔的人該算一個。
等到我進入文化學院去做學生的時候，姐姐出落得象一朵花般的在親戚間被發現了。那時候很流行做媒，真叫「一家女，百家求」。我們家的門檻都要被踏穿了。
每當姐姐看不上的人被婉轉謝絶的時候，媒人就會說：「姐姐看不上，那妹妹也可以，就換妹妹做朋友好啦？」
我最恨這種話。做了半生的妹妹，衣服老是穿姐姐剩下來的，輪到婚姻也是：「那妹妹也可以。」好像妹妹永遠是拿次級貨的那種品位。每一次人家求不到姐姐，就來求妹妹，我都給他們罵過去。
那一陣子，三五個月就有人來求親，反正姐姐不答應的，妹妹也不答應。姐姐一說肯做做朋友，那個做妹妹的心裡就想搶。
那是一個封閉的社會，男女之事看得好實在，看兩三次電影就要下聘。姐姐就這麼給嫁掉了。她笨。
我今生第二次向人求婚還是在台灣。
那是我真正的初戀。
對方沒有答應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後來我走了。
到了西班牙，第一個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畢業，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說那太遙遠了，不很可能。
為了怕這個男孩子太認真，我趕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這其中有一個日本同學，同班的，家境好，還在讀書呢，馬德里最豪華的一家日本餐館就給他開出來了。
這個日本同學對我好到接近亂寵。我知道作為一個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能收人貴重的禮物，就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鮮花——他就每天鮮花攻勢。宿舍裡的花都是日本人送來的，大家都很高興，直到他向我求婚。
當我發現收了糖果和鮮花也有這種後果的時候，日本人買了一輛新車要當訂婚禮物給我。當時宿舍裡包括修女舍監都對我說：「嫁、嫁。這麼愛你的人不嫁，難道讓他跑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