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一個書記把這些薦信都分類歸檔，他就職後，需要用某項人時，寫信通知有薦信的人定期來受考試，考試及格了，他都僱用；不及格的，他一一通知他們的原薦人。他寫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積無數未覆的信。他說：「我平均寫一封信費三分鐘，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着我的回信了。你寫信起碼要半點鐘，結果是沒有工夫寫信。
」蔡孑民先生說在君「案無留牘」，這也是他的歐化的精神。
羅文干先生常笑在君看錢太重，有寒傖氣。其實這正是他的小心謹慎之處。他用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贏看得很重，得很重，他手裡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
羅文干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傖。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從無怨言，也從不久債；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的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民國十一年，他在《努力周報》第七期上
署名「宗淹」曾說，我們若想將來做政治生活，應做這幾種預備：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講，就是不要「作為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看前面的三條，就可以知道在君處處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養。民國十一年他和我們幾個人組織「努力」，我們的社員有兩個標準：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當時有一句名言：「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
《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滬總辦時，一面整頓稅收，一面採用最新式的簿記會計制度。他是第一個中國大官卸職則半天辦完交代的手續的。
在君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說他「真是一位理學大儒」。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讀了這句贊語定要大生氣的！
他幼年時代也曾讀過宋明理學書，但他早年出洋以後，最得力的是達爾文，赫胥黎一流科學家的實事求是的精神訓練。
他自己曾說：
科學……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因為天天求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無論遇見甚麼事，都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單簡，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瞭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係，才能夠真知道生活的樂趣，這種活潑潑地心境，只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的透徹，又豈是枯坐談禪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
《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學與科學》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學訓練的人生觀。
他最不相信中國有所謂「精神文明」，更不佩服張君勱先生說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民國十二年四月中在君發起「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他的動機其實只是要打倒那時候「中外合壁式的玄學」之下的精神文明論。他曾套顧亭林的話來罵當日一班玄學崇拜者：
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于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裡舒之玄學，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
同上這一場的論戰現在早已被人們忘記，因為柏格森杜裡舒的玄學又早已被一批更時髦的新玄學「取而代之」了。然而我們在十三四年後回想那一場戰的發難者，他終身為科學
1力，終身奉行他的科學的人生觀，運用理智為人類求真理，充滿着熱心為多數謀福，最後在尋求知識的工作途中，歌唱着「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悠然的死了，──這樣一個人，不是東方的內心修養的理學所能產生的。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誤會的是他在民國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長文裡，敘述他在淞滬總辦任內的功績，立論最公平。他那時期的文電，現在都還保存在一個好朋友的家裡，將來作他傳記的人
孟真和我都有這種野心必定可以有詳細公道的的記載給世人看，我們此時可以不談。我現在要指出晚只是在君的政治興趣。
十年前，他常說：「我家裡沒有活過五十歲的，我現在快四十歲了，應該趁早替國家做點事。」這是他的科學迷信，我們常常笑他。其實他對政治是素來有極深的興趣的。他是一個有幹才的人，絶不像我們書生放下了筆桿就無事可辦，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國家做事的能力。
他在民國十二年有一篇《少數人的責任》的講演
《努力》第六十七期，最可以表示他對於政冶的自信力和負責任的態度。他開篇就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