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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觀是比較複雜的。他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擁護王朝的統一；提倡「仁政」，反對官吏對人民的聚斂橫行，要求朝廷寬免賦稅徭役：這些都表現了他關心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進步的一面。他猛烈地排斥佛老，熱烈地提倡儒家正統思想，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適應的，客觀上也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在這裡，韓愈也宣揚了儒家學說中的封建糟粕。他的《原性》繼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說，把封建統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被剝削人民的人性則視為下品，而且認為這種封建等級制以及等級性的人格是天理自然，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所以他在《原道》中說：「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這些理論，顯然都是為維護封建等級制度服務的。韓愈所大聲疾呼的「道」，實際是他對於封建國家的法權、教化、道德等等絶對原則的概括，是飽含封建倫理的意味的。他的世界觀，即他所謂「道」的具體內容，無疑對他的散文創作是有不良影響的。但是又應該看到，韓愈的思想，還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維護「道統」，又往往不自覺地破壞了「道統」。譬如他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讀墨子》)。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東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這一具有現實性和戰鬥性的思想。他不但承認伊、周、孔、孟等等「道統」以內的善鳴人物，而且也承認楊、墨、老、莊等等「道統」以外各種不同流派的善鳴人物。顯然，他認為一切文辭、一切道，都是不同時代不平現實環境的產物。那麼，所謂古文，就不僅是傳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鳴不平、反映現實的工具。這一思想對他的散文成就是有重大的影響的。當他從現實社會生活出發來觀察問題，他就自然地突破了陳腐的儒家正統思想的覊絆，因而他的創作和理論也就放射了動人的光輝。從韓愈的散文來看，成就最高的顯然是那些由於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對黑暗現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的作品，而不是那些板着面孔為儒道說教的文章。他創造性地運用語言，而不是模擬抄襲古代語言，也是和着眼于現實社會生活有密切的關係的。
韓愈的散文，內容複雜豐富，形式也多種多樣。他的「雜著」或「雜文」，發揮了散文的戰鬥性的功能，不少作品達到了思想藝術完整的統一。《原毀》，通過對當時社會現象的精闢分析，揭露了當時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詆毀後進之士的根本原因。他指責當時社會人情的惡薄，自鳴不平，並發出了主張公正用人的呼籲。作品立論鮮明，語言平易，雖多闡述孔子、顏淵、子路、孟子等人的意見，而不引經據典，這是散文創作中的一種新的形式。他不顧流俗的誹謗，大膽地為人師，作《師說》，指出師的作用及相師的重要。他認為「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都可以為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此而已」。這種見解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師道觀念，對於我們今天也還有參考價值。文章感情充沛，說服力也很強。他的《雜說四》，以「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比喻賢才難遇知己，「只辱于奴隷人之手」，寄寓了他對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于奴隷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見外，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