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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一生約可分為四個時期。三十五歲以前,是他的讀書和壯游時期。這時正當開元盛世,他的經濟狀況也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詩人從小就「好學」,七歲時已開始吟詩,「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的刻苦學習,為他的創作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游」。先南遊吳越,後北遊齊趙。游齊趙時,曾先後和蘇源明、高適、李白等人有時呼鷹逐獸,打獵取樂,有時登高懷古,飲酒賦詩,並和李白結下了「兄弟」般的友誼。在這長期的壯游中,詩人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岳》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絶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着「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饑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但他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在陝北,他曾經和人民一起逃難,在淪隱了的長安,他曾經親眼看到胡人的屠殺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國亡家破的痛苦。為了獻身恢復事業,他隻身逃出長安,投奔鳳翔。「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從這些詩句也就可以想見當時的艱險和困苦。脫賊後,他被任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卻又很接近皇帝的諫官。就在作諫官的頭一個月,他因「見時危急」,上疏營救房官的罷相,不料觸怒肅宗,幾受刑戮。從此他屢遭貶斥,但也因而多次獲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機會。在由鳳翔回鹿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種慘象,他和父老們,和送孩子上戰場的母親們哭在一起。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