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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志怪小說的大量產生，是有其現實社會原因的。這首先是和當時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密切相關。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這段論述很簡明扼要。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不安，戰亂頻仍，宗教迷信思想最易傳播。腐朽的士族階級不敢正視現實，妄想羽化登仙，永世享樂，多信神仙道術之事；有的則信仰佛教，尋求精神的麻醉；而勞動人民渴求擺脫貧困、饑餓和死亡，在統治階級的愚弄下，也往往把尋求安寧、幸福和希望寄託于不現實的空中樓閣。社會上宗教迷信思想因之盛行，神鬼故事也就不斷產生。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廣大人民在極端困迫的生活裡，也運用各種方式向壓迫、剝削他們的反動統治階級展開了英勇的鬥爭。他們常常把強烈的反抗意志和對理想的追求，通過大膽的幻想，借助于神鬼故事曲折地表現出來。志怪小說中有不少思想內容積極健康的作品，就是這些故事的記錄和加工。
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數量很多。現在保存下來的完整與不完整的尚有三十餘種。其中比較重要的有託名漢東方朔的《神異經》、《十洲記》，託名郭憲的《漢武洞冥記》，託名班固的《漢武帝故事》、《漢武帝內傳》，託名魏曹丕(一作張華)的《列異傳》，晉張華的《博物誌》，王嘉的《拾遺記》，荀氏的《靈鬼志》，干寶的《搜神記》，託名陶潛的《搜神後記》，宋王琰的《冥祥記》，劉義慶的《幽明錄》，梁吳均的《續齊諧記》，北齊顏之推的《冤魂志》等。干寶《搜神記》成就最高，是這類小說的代表。
志怪小說中有不小一部分是道士、佛徒自神其教的作品，即或是文人史家的著述也几乎是抱著同樣的目的，如干寶著《搜神記》便自言是為了「發明神道之不誣」。因之，其中不少作品或講神仙道術，或談巫鬼妖怪，或誇殊方異物，或言佛教靈異，目的都在證明神仙及幽冥世界的實有和神鬼的威靈，宣揚宗教迷信思想。如《搜神記》中《阮瞻》一篇，敘述「素執無鬼論」的阮瞻被鬼嚇壞的故事，顯然是在證明鬼神的存在。《蔣濟亡兒》一篇，寫蔣濟亡兒死後在陰間衙門裡當差，也很明顯是為宗教的迷信思想作宣傳。這類作品的作用是把人民帶到宗教迷信的幻境裡，麻痹人民的鬥志，使之屈從命運的安排，為鞏固現實的統治服務。它們是志怪小說中的糟粕，對後世影響也很壞。
志怪小說中的優秀作品，可能是民間故事。它們雖然也染上了神異的色彩，襲用了迷信落後的形式，但思想傾向卻是與前者根本對立的。它們是借助神怪的題材，反映廣大人民的思想和願望。其中有直接暴露封建統治者的凶殘、表現人民對統治者堅決鬥爭的，如《搜神記》中的《幹將莫邪》，記巧匠莫邪給楚王鑄成雄雌二劍後被楚王殺死，其子赤為父報仇的故事。不僅揭露了封建暴君殘害人民的血腥罪行，而且突出地表現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反抗壓迫的英雄行為。山中行客見義勇為、自我犧牲為子赤復仇的豪俠氣概，也體現了勞動人民在反抗壓迫的鬥爭中的團結友愛。書中寫行客持子赤頭見楚王一段，尤其驚心動魄：
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這種情節看來雖似離奇荒誕，卻深刻地表現了在暴君統治下被迫害人民反抗的決心。又如《韓憑夫婦》，敘述宋康王霸佔韓憑的妻子何氏，韓憑夫婦先後自殺的悲劇，暴露了封建統治者荒淫和凶殘的本性，歌頌了韓憑夫婦生死不渝的愛情，尤其是何氏不慕富貴，不畏強暴的剛強意志。體現了勞動人民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高尚品質。
勞動人民的善良、勇敢、樂於助人、勇于自我犧牲的精神，在志怪小說中也有動人的表現。如《李寄斬蛇》，寫窮苦的女孩李寄，冒着生命危險，砍死大蛇的故事。李寄的形象反映出勞動人民為民除害的勇敢和智慧，同時也說明了官吏的殘酷和無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