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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文選》中題為蘇武、李陵的五言詩共七首，一般稱為「蘇李詩」。這幾首詩不是蘇武、李陵所作，前人早有定論。但有人認為出於齊梁時代，未免估計太晚。因為顏延之的《庭誥》早已談到李陵詩的真偽問題(見《太平禦覽》五八六)，裴子野《彫蟲論》也有「五言為家，則蘇李自出」之語。我們根據詩的內容、風格和詞句來考察，大致可以肯定它們的時代與《古詩十九首》接近。
這批古詩的主題都是為送行贈別而作，有送朋友遠遊的，有送丈夫從軍的，詩中或稱「征夫」，或稱「遊子」，或稱「行人」。大抵纏綿悱惻，表現了親友深厚的感情，特別是「結髮為夫妻」一首有云：「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嘆，淚為生別滋。」又云：「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寫夫妻離別之情非常令人感動。
劉勰曾說「古詩」是「五言之冠冕」，這話並不過分。就「古詩」所達到的成就及其在詩歌創作上所產生的影響來說，它在我國文學發展過程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第五節 漢樂府民歌的影響
漢樂府民歌繼承並發展了周代民歌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它更廣泛、更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對後代詩歌也有其更具體、更直接的巨大影響。許多作品都起着示範性的作用。
這種影響，首先就表現在它的「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上。這種精神象一根紅線似的貫串在從建安到唐代的詩歌史上，儼然形成一條以樂府為系統的現實主義傳統。它們之間的一脈相承的關係是如此明晰，以至於我們可以用線條作出如下的表述：
緣事而發”(漢樂府民歌)—「借古題寫時事」(建安曹操諸人的古題樂府)—「即事名篇，無復依傍」(杜甫創作的新題樂府)—「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所倡導的新樂府運動)。
由借用漢樂府舊題到擺脫舊題而自創新題，由不自覺或半自覺的學習到成為一種創作原則，由少數人的擬作到形成一個流派、一個運動，這說明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對後代詩人的影響還是愈來愈顯著的。
當然，事物的發展不會是直線的上升，文人們繼承和發揚漢樂府的精神也是有一個過程的。在最初階段他們並無認識，甚至敵視它，如哀帝時詔罷樂府，實際上便只是排斥民歌；到東漢初期，雖有所認識，卻還未能將這一精神貫徹到創作中去，比如班固雖指出了樂府民歌「緣事而發」的特色，但他的《詠史》詩卻不是這樣的作品，稍後的張衡《同聲歌》也一樣。直到東漢後期才有個別中下層文人從事學習，如辛延年的《羽林郎》。而在建它以後，也還出現過低潮，特別是當齊梁形式主義占統治地位時期，漢樂府民歌的優良傳統更是不絶如縷。但從總的趨勢看來還是一直在發展。作為這一發展的高潮的，便是中唐的新樂府運動。《樂府詩集》將「新樂府辭」列為最後一類，其用意即在指明這一發展的結穴或頂點之所在。
其次，漢樂府民歌的影響還表現在對新的詩歌形式的創造上。如前所述，漢樂府民歌的主要形式是雜言體與五言體。雜言體在當時尚未引起文人們的注意，但自建安後，它的影響已日趨顯著。如曹操的《氣出唱》、曹丕的《陌上桑》、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等，便都是雜言，至鮑照《行路難》，尤其是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戰城南》等歌行更是極雜言之奇觀，也莫不導源於漢樂府。五言體的影響，比之雜言更早也更大。據現有文獻，可以肯定，文人擬作五言詩是從東漢初就開始了的，如班固《詠史》。東漢中葉後則擬作益多，有的有主名，但更多的是無名氏的抒情詩，如《古詩十九首》等。到漢末建安，更出現了一個「五言騰踴」的局面，自此以後，五言一體遂取《詩經》的四言、《楚辭》的騷體而代之，一直成為我國詩史上一種重要的傳統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