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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于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于此。」於是治常豐蒼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筑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
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覊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為政也。
先時，歲大水，州歲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為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景三年〉】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于四方。販夫所售不過肅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灶、廩、、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荊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荊，豈其陋俗自古然歟？
景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甓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灶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敕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
某有罪來是邦，朱公與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翠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
然夷陵之僻，陸走荊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絶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樸野，少盜爭，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
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峽州至喜亭記〈景四年〉】
蜀于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跡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織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絶于萬里之外。
岷江之來，合蜀眾水，出三峽為荊江，傾折回直，捍怒鬥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旅。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
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志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于修焉。
【襄州谷城縣夫子廟碑記〈寶元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