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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
31），幽于縲紲（
32）。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裡，演《周易》（
33）；孔子厄陳、蔡，作《春秋》（
34）；屈原放逐，著《離騷》（
35）；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36）；孫子臏腳，而論兵法（
37）；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38）；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39）；《詩》三百篇（
40），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
41），至于麟止（
42），自黃帝始（
43）。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史記》
太史公說：「我的父親生前曾經說過：『自周公死後，經過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後，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誰能繼承聖明時代的事業，修正《易傳》，續寫《春秋》，本於《詩經》、《尚書》、《禮記》、《樂經》的嗎？』」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呀！寄託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麼敢推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