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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都被第一運動定律改變了。無生物質一旦讓它運動起來,倘若不被某種外部原因制止住,會永遠運動下去。並且,促成運動變化的外部原因只要能夠確實找出來,本身總是物質性的。不管怎樣,太陽系是靠本身的動量和本身的定律運行下去的;不必要有外界干涉。也許仍好像需要有神使這個機構運轉起來;據牛頓說,行星起初是靠神的手拋出去的。但是當神做罷這事,又宣佈了萬有引力定律,一切就自己進行,不需要神明再插手。當拉普拉斯(Laplace)提出,或許正是目前在作用着的這種種的力,促成行星從太陽中產生出來,這時候神在自然歷程中的地位便再被壓低一等。神也許依舊是造物主;但是因為世界有沒有時間開端還不清楚,所以連這點也是疑問。儘管當時大多數科學家全是虔誠信仰的模楷,在他們的事業的感召下形成的見解對正統教義卻有妨害,所以神學家心感不安是有道理的。
科學引其的另一件事就是關於人類在宇宙間的地位的想法發生了深刻變化。在中古時代,地球是太空中心,萬事萬物都有關聯到人的目的。在牛頓時代,地球是一個並不特別顯赫的恆星的一顆小小衛星;天文學距離之大使地球相形下不過是個針尖罷了。看來決不會,這個龐大的宇宙機構是全為這針尖上的某些小生物的利益有意安排的。何況,「目的」從亞里士多德以來一直構成科學概念的一個內在部分,現在由科學方法中被驅逐出去。任何人都可以仍相信上天為宣示神的榮耀而存在,但是什麼人也不能讓這信念干預天文計算,宇宙也許具有目的,但是「目的」不能在科學解釋中再佔有地位了。
哥白尼學說本來應當有傷人類自尊心,但是實際上卻產生相反效果,因為科學的輝煌勝利使人的自尊復活了。瀕死的古代世界像是罪孽感邪祟纏體,把罪孽感這種苦悶又遺贈給了中世紀。在神前謙卑,既正當又聰明,因為神總是要懲罰驕傲的。疫癘、洪水、地震、土耳其人、韃靼人和彗星,把若干個陰鬱的世紀閙得狼狽無措,人感覺只有謙卑再謙卑才會避開這些現實的或將臨的災禍。但是當人們高奏凱歌:
自然和自然律隱沒在黑暗中。
神說「要有牛頓」,萬物俱成光明
這時候要保持謙卑也不可能了。
至于永罰,偌大宇宙的造物主一定還有較好的事操心,總不致為了神學上一點輕微過錯把人送進地獄。加略人猶大可能要受永罰,但是牛頓哪怕是個阿利烏斯派信徒,也不會入地獄。
自滿當然還有許多別的理由。韃靼人已被拘束在亞洲地界,土耳其人也漸漸不成威脅。彗星讓哈雷殺掉了尊嚴;至于地震,地震雖然仍舊令人恐駭,可是有趣得很,科學家對它簡直談不上遺憾。西歐人急速地富足起來,逐漸成為全世界的主子:他們征服了北美和南美,他們在非洲和印度勢力浩大;在中國,受尊敬,在日本,人懼怕。所有這種種再加上科學的輝煌勝利,無怪十七世紀的人感覺自己並非在禮拜日還自稱的可卑罪人,而是十足的好樣人物。
有某些方面,現代理論物理學的概念與牛頓體系的概念是不同的。首先說十七世紀時占顯著地位的「力」這個概念吧,這已經知道是多餘的了。按牛頓講,「力」是運動在大小或方向上起變化的原因。把「因」這個概念看得很重要,而「力」則被想像成推什麼或拉什麼的時候所經驗到的那種東西。因為這緣故,引力超距離起作用這件事被當成是萬有引力說的一個反對理由,而牛頓本人也承認,必定存在着傳遞引力的某種媒質。人們逐漸發現,不引入「力」概念,所有的方程也能夠寫出來。實地觀察得到的是加速度與方位配置間的某種關係;說這種關係是通過「力」作媒介造成的,等於沒有給人的知識增添半點東西。由觀察知道行星時時有趨向太陽的加速度,這加速度隨行星和太陽之間的距離平方反變。說這事起因于萬有引力的「力」,正好像說鴉片因為有催眠效能,所以能催人入眠,不過是字句問題。所以現代的物理學家只敘述確定加速度的公式,根本避免「力」字;「力」是關於運動原因方面活力論觀點的幽魂發顯,這個幽魂逐漸被祓除了。
在量子力學誕生以前,一直沒出現任何事情來略微變更頭兩條運動定律的根本旨趣:就是說,動力學的定律要用加速度來表述。按這點講,哥白尼與開普勒仍應當和古代人劃歸一類;他們都尋求表述天體軌道形狀的定律。牛頓指明,表述成這種形式的定律決不會超乎近似性定律。行星由於其它行星的吸力所造成的攝動,並不作‧準‧確‧的橢圓運動。同樣理由,行星軌道也決不准確地重複。但是關於加速度的萬有引力定律非常簡潔,牛頓時代以後二百年間一直被當成十分精確。這個定律經過愛因斯坦訂正,依舊是關於加速度的定律。
固然,能量守恆定律不是關於加速度而是關於速度的定律;但在應用這條定律的計算中,必須使用的仍舊是加速度。
至于量子力學帶來的變革,確實非常深刻,不過多少可說還是爭論不定的問題。